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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研究
發布時間: 2019-04-22    作者:肖建平    來源:國史網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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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4月, 為貫徹落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月18日至2月16日, 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 會議由胡耀邦、胡喬木主持, 設秘書組、聯絡組、簡報組。160多位與會代表可分為三類, 一是特邀出席者, 即一些多年在黨內從事思想理論工作的老干部, 二是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宣傳系統各單位的領導, 三是各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系統派出的聯絡員。[1]第二階段是3月28日至4月3日, 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 與會代表增加到400多人, 新增代表主要是軍隊以及各地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3月30日, 受中共中央委托, 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2]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了不少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進一步解放了思想, 對于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具有積極意義。在會議開幕式上, 會議領導向全國發出號召:“在我們這個會的同時, 希望各省、市、自治區也都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 以收到上下呼應的效果”。[1]

  為進一步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響應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號召, 1979年2月13~20日, 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組織召開了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會議借鑒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會議的開法, 對會議議題、代表的分組等都做了較為合理的安排。第一, 與會代表來源廣泛, 共有來自40多個單位的81位代表參加會議, 既有長期從事理論與宣傳的工作者, 也有從事一線工作的黨員干部。第二, 議題契合實際。會議伊始, 來自天津市委宣傳部的主持人便提出了幾個參考問題, 如“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問題”、“民主和法制的問題”、“總結三十多年來的理論工作的經驗和教訓”, 并表示“提出這些問題, 是為了幫助大家思考, 沒有限制之意”[3]。第三, 代表分組合理。代表們根據年齡、單位等分為五組, 以便展開廣泛而深入的交流。2月13日上午開幕式一結束, 代表們就紛紛表示:“一定要解放思想, 開動腦筋, 認真思考問題, 積極參加討論”, “一定要進一步揭批‘四人幫’, 認真分析新情況, 努力搞清楚一些理論問題”。[3]此次會議根據與會代表的書面發言和口頭發言, 共形成簡報31期。本文以這些簡報為依據, 對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內容和意義做出一些探討, 以期推進對改革開放初期理論工作撥亂反正問題的深入研究。

  一、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思想解放

  從1978年5月開始, 全國思想理論界開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推動了黨內的思想解放, 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與會代表紛紛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思想解放問題發表了看法。

  第一, 討論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第二組的代表批評了“兩個凡是”方針, 明確表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他說:“兩個凡是”的提法“同‘句句是真理’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它把凡經毛主席劃過圈的、點過頭的、同意過的, 都無條件地看成絕對正確的, 是無須經過實踐檢驗勿容置疑的絕對真理”, “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辦, 這正是符合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原則”。[4]也有不少代表認為:“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促進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標志, 就是沖破了‘兩個凡是’的禁區, 打破了這一精神枷鎖”;還認為應全面地評價毛澤東, 除了看到偉大功績外, “也必須正視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 否則就無法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這個禁區突破了, 才能真正貫徹實事求是的原則”。[5]

  此次務虛會也是推動理論工作者思想解放的重要一步。正如有的代表坦言:“參加這次會之前, 是想帶著耳朵來聽聽, 帶著本本來記記, 回去把上邊的精神傳達傳達, 不想發言;現在看清了檢驗真理標準的爭論, 不但關系到思想路線問題, 而且關系到政治路線問題, 因此, 必須積極投身這一斗爭, 解放思想, 打破一切禁區, 勇于探索真理。”[5]

  第二, 總結了思想僵化的原因。第四組的代表提出:“思想僵化、半僵化狀態”的原因既包括林彪、江青一伙“實行文化專制主義, 搞愚民政策”, 也有“理論宣傳工作者本身在世界觀、思想意識或思想方法方面的問題”。[6]第二組的代表一致認為要看到深刻的歷史原因, 即“長期的中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7]

  第三, 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方案。第四組的代表提出關鍵在于領導層, “要解放思想, 領導方面要從各方面創造條件, 理論工作者自身也要努力。當前領導首先要解放思想恐怕是個關鍵”;“領導要深入實際, 不要光靠聽匯報決策”[6]。第四組的代表還提出三點建議:“法律上應該明文規定取消言論罪、思想罪”;“改變以往批判的方式……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反批評的方式”;“改變過去那種保密做法”。[8]

  與會代表認真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 一致強調只有首先解放了思想, 才能徹底擺脫“文化大革命” (以下簡稱“文革”) 極“左”路線的束縛, 從而開創契合實際的改革路線。

  二、探討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

  “什么是社會主義, 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不斷進行探索的問題。在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與會代表繼續對這個問題及其相關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

  第一, 探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與劃分標準問題。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都經歷過挫折和失誤,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認識不足。在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代表們對社會主義相關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有的代表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 例如, 南開大學的代表提出:“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呢?它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呢”,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 是有其特定的涵義, 有其質的規定性。這就是說, 社會主義應有一個統一的客觀標準。它不是自封的, 也不能隨意被否定。這就要求我們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來說明, 什么是社會主義, 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 劃清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界限”。[9]又如, 有的代表提出了劃分修正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客觀標準問題:“過去說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 現在又說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 修正主義有沒有客觀標準”;“什么是社會主義, 我們這些年搞的是不是社會主義, 南斯拉夫是不是社會主義, 柬埔寨、阿爾巴尼亞、越南、蘇聯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客觀標準是什么”。[10]再如, 南開大學的代表則談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問題:“社會主義是科學, 它的正確性和優越性只有用實踐來證明”, “應該向人們澄清, 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 他的優越性和正確性應該表現在哪些方面”;他還提出了社會主義尚處在“初創階段”的觀點, “從人類都進入共產主義這個角度看, 社會主義還在它的幼年時期, 無論從中國與外國看, 還都處于探索階段, 離它的青年和成年期, 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社會主義既然還在初創階段, 就要允許人們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廣泛的探討與研究”。[11]會上提出的這些問題對于深入認識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對理論界發起和推動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討論等都具有積極意義。

  第二, 探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第二組的代表認為, 新中國成立后, 中國存在兩個方面的矛盾:“一方面要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另一方面又要解決貧窮落后與繁榮富強的矛盾”, “這兩方面的矛盾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因而其主要矛盾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而是可以相互轉化的”。[12]還有的代表提出要清除政治制度中的封建主義因素, “我們的政治制度究竟有多少是社會主義的, 有多少是封建主義的?我們的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的改革任務還比較大”, 有時候“把不是主要矛盾當作主要的矛盾”。[11]新中國成立30年的歷史表明, 在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時, 往往沒有處理好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關系, 尤其是封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 因而造成反對封建主義不足。

  第三, 探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首先,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的存在情況及其變化特征。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秘書組曾對代表們的發言內容做了總結, 認為發言所涵蓋的問題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形勢究竟應該怎樣估計”、“‘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一提法和‘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著’在邏輯上有什么不同”、“列寧‘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消滅階級’怎樣理解?有的理解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 有的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是消滅階級”等。[10]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階級成分、階級斗爭的形式與內容都會發生改變, 關鍵在于分清形勢的變化及制定科學的對策。其次, 關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危害和原因問題。第四組的代表總結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造成的危害:“從階級斗爭的內容和運用的政治運動的形式, 都有嚴重的‘左’傾錯誤, 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包括“擴大了打擊面”、“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損害了團結”、“削弱了經濟建設”、“助長了唯心主義泛濫”。[13]還有代表總結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原因。第一組的代表認為:除“‘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外”, 還有“對階級斗爭形勢的不正確估計”等。[14]來自河東區機關的代表也認為:“同我們對于階級斗爭形勢作了主觀唯心論的估量有關”[15]。第五組的代表則認為:“究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 如“不正確地吸取蘇聯的經驗教訓。在劃分階級的標準上, 離開了馬列主義主要從經濟上劃分階級的思想, 實際上實行了以政治思想做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個人迷信盛行, 聽不得不同意見, 使錯誤難以及時糾正”。[16]最后, 代表們提出了一些建議。來自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代表結合30年來的審判工作談道:“第一, 刑事案件趨于減少, 反革命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也趨于減少。第二, 犯罪分子中, 階級敵人和資產階級分子所占的比重趨于減少”, “青少年犯罪問題逐漸突出起來”;他建議:“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應當重視”, “今后的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 要真正地吃透兩頭:一頭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頭是社會實際情況”。[17]來自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代表則總結認為:“除了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外, 完全、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 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18]

  在此次務虛會上, 代表們反思歷史, 吸取教訓, 對社會主義的諸多方面問題進行了再認識, 這為后來科學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 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命題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當然, 吸取教訓并非走入另一個極端, 即以后不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 或不再以階級作為分析方法。正如來自南開大學的代表提醒道:“忽視階級斗爭的傾向與觀點是不正確的”, “階級矛盾還必須抓……我認為, 應該從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規律上分析階級斗爭”。[11]

  三、分析黨內路線斗爭的是非與教訓

  “文革”結束后, 思想理論界對黨內路線斗爭問題進行了反思。1977年底, 中共中央黨校組織撰寫了《關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干問題》。1978年初又對文稿做了完善。4月, 中共中央黨校組織800余名學員對該文進行了學習和討論。[19]該文雖然仍帶有“左”的痕跡, 但總的來說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 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進行了反思。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期間, 黨內路線斗爭成為一個熱門議題。在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不少代表對路線斗爭問題發表了看法。

  第一, 分析了黨內的幾次路線斗爭。來自中共天津市委黨校的代表認為:“一九五七年以后, 黨的思想路線發生了某些偏差”, 包括:“對一九五七年的階級斗爭形勢作了唯心主義的估量, 夸大了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的程度和規模”,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 黨內滋長了一股驕傲情緒, 頭腦開始發熱, 對生產的指導發生了唯心主義的偏向”, “對黨內的修正主義傾向估計得過于嚴重, 不符合黨內的實際狀況”, “貶低了生產力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決定作用”。[20]第四組的代表建議從理論上做出分析:“二十年來有幾次錯誤路線的破壞”, 要對這些路線“進行理論上的分析”, “包括二十年來錯誤路線的性質、產生和得以推行的原因 (包括經濟、歷史、政治、制度等方面原因) 、糾正這條路線必須采取的措施 (包括民主和法制的確立、干部制度的改革、選舉制度的改革等) ”, 因為“只有在理論上逐步說明, 人們的思想才會逐步得到澄清”。[21]第四組的其他代表也強調要加強分析與總結:“路線正確與否, 非常重要”, 近30年實踐的經驗已經能夠看出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重大路線是非, 看出路線斗爭中的一些嚴重問題對我們黨、對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的危害。我們有必要認真總結一下歷史的經驗教訓, 作為今后的借鑒”。[22]

  第二, 分析了在路線斗爭問題上犯錯誤的根源和教訓。第一組的代表認為根源在于“左傾機會主義”, 封建性是其主要特征。[23]第四組的代表則認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把毛澤東同志的‘左’傾路線更理論化、系統化、擴大化”, “他們的反革命活動遠遠超出了路線斗爭的范圍”。[21]同組代表們一致總結提出:應該從理論、思想、制度、歷史經驗等多個層面汲取深刻的教訓, 避免歷史悲劇重演。[22]

  黨內思想有一定分歧是符合客觀規律的, 我們既要善于區分路線與思想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分歧, 還要善于區分思想分歧的類型與程度, 并采取不同的策略來應對這些分歧。

  四、建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革命戰爭時期,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建立了民主集中制, 較好地解決了黨內民主與集中統一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 這一制度推廣至全國, 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得到了發揚, 但民主與法制的保障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一, 在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與會代表討論了為什么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問題。第一組的代表從“文革”的教訓中得出結論:“文革”中“許多混亂現象的發生, 許多冤案、假案、錯案的造成, 以至林彪、‘四人幫’橫行一時, 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黨內民主遭到了踐踏”。[24]第三組的代表提出:“社會主義民主, 直接關系到億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和革命的前途。沒有社會主義民主, 就不可能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 因此要“加強法制, 保衛民主”;他還強調:“社會主義法制, 同人民民主是緊密相聯的, 是為人民所制定, 并用來保護人民利益和民主權利的”, “沒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廣大人民群眾就不可能實際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25]

  第二, 與會代表討論了怎樣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問題。第一組的代表們認為:“民主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關于如何對待領袖的問題”, 對領袖的宣傳是必要的, 但要防止其達到封建迷信的地步。[24]有的代表提出要擴大人民民主, 加強群眾“對干部的管理之權”[10];有的代表認為:“我們的干部制度大有改進的必要”[11];還有代表建議重視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 認為這是民主與法制的“大敵”, “危害極大”[10]。在此次會議上, 不少代表提出要切實踐行群眾路線, 加強黨內民主、人民民主以及社會主義法制, 這對于改革開放新時期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具有積極意義。

  除了以上議題之外, 代表們還討論了其他問題, 主要包括:一是一些概念和口號問題, 如“修正主義”、“走資派”、“不斷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抓革命, 促生產”、“工業學大慶, 農業學大寨”、“政治是大事, 其他都是小事”等。二是理論宣傳工作的一些教訓, 如一些高校教師認為, 高校政治課、黨史課“只許按上級的口徑宣傳, 那干脆就放錄音好了”;也有代表對中共天津市委的理論工作提出了批評和建議:“對外宣傳要有一定口徑, 但做為理論研究、教學等, 應允許不同觀點存在, 允許發表不同意見”, 因此“要用符合理論宣傳工作客觀規律的辦法領導理論宣傳工作, 決不能用簡單粗暴的行政手段, 強制進行”;還有代表提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林彪、‘四人幫’的框子框死了”, 如果思想繼續僵化, 那么“我們的理論工作能不能前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能不能發展?”[26]這些意見都得到中共天津市委的高度重視, 正如市委宣傳部的侯副部長說道:“同志們對天津市的理論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評和建議, 說明大家對我市理論工作是積極支持和關心的。對此, 我們表示感謝, 并將在今后工作中, 認真研究大家的意見, 努力改進我們的工作”[27]。

  五、關于會議的評價與啟示

  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有力地推進了撥亂反正工作。在閉幕式上, 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要求:“散會后, 希望大家對提出來的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各單位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召開這樣的理論務虛會。形式可以多種多樣, 生動活潑”。[27]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影響和推動下, 天津市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 思想逐步解放, 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逐步恢復, 理論工作和實踐工作逐步改進。

  在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有的代表建議:“這樣的理論討論, 應推廣到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去, 以便撥亂反正”, 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5]繼北京和天津之后, 山東、上海、福建、廣東、遼寧、湖南、江蘇、青海、云南、貴州等地都召開了理論工作或意識形態工作的務虛會。

  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既熱烈緊張, 又生動活潑”[27], 大家敞開心扉, 暢所欲言, 對歷史與現實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對關于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爭論的意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代表們認為會議“對于促進思想解放很有意義”, “對于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意義重大”, “有利于促進落實黨的政策,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大干‘四化’”;[5]“提出了一些急待解決的理論問題, 并對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27]但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會議時間相對較短, 前期準備不盡充分;有些代表的發言過于簡短, 缺乏全面地分析和總結;發言主題較為零散, 還有很多議題沒有深入探討;有些發言內容存在錯誤偏向, 如有的代表以“文革”的錯誤來否定新中國成立30年的成就。但是, 因為會議出現某些偏差便斷定天津等地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是一次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會議, 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28]。總體而言, 盡管存在不足, 但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還是一次有成績、有意義的會議。

  針對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會內會外的各種錯誤思潮, 尤其是當時一度盛行的右傾思潮, 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二階段會議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講話深刻闡明了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 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 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全面闡發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相互關系以及堅持的極端必要性, 指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詳細闡述了今后思想理論工作的主要任務, 強調要積極“研究新情況, 解決新問題”。[2] (pp.162~164) 鄧小平的講話意義重大, 既再次強調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 對盡快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做了進一步闡發;又在肯定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和思想理論工作成績的同時指出了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的方向, 有效地遏制了錯誤思潮的泛濫。但我們也要看到, 與各種錯誤思潮做斗爭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我們應密切關注各種錯誤思潮的動態, 切實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加以抵制和回應。

  參考文獻

  [1]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始》, 《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 (1~70) 》,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0。

  [2]《鄧小平文選》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58~184頁。

  [3] 《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正式開始》,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4] 《對兩個“凡是”的一點看法》,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8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5] 《理論工作務虛會意義重大》,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1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6] 《談談理論戰線打破思想僵化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7] 《造成迷信的原因是什么?》,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6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8] 《思想解放必須有保障》,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6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9] 《澄清思想理論是非要聯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7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0] 《理論工作務虛會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2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1] 《按科學與民主的原則干社會主義》,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9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2] 《對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問題的一些看法》,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9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3] 《孟憲章同志在討論中的發言》,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0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4] 《談談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3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5] 《再談階級斗爭理論的幾個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5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6] 《對我國階級斗爭問題的兩點認識》,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6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7] 《從審判實踐看階級斗爭理論》,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0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8] 《關于階級斗爭理論的幾個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4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19]沈寶祥:《胡耀邦發動和組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 《百年潮》2005年第4期。

  [20]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黨內唯心主義傾向的滋長》,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7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1] 《關于二十年來路線斗爭的幾個理論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8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2] 《對解放以來黨內路線斗爭的認識》,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24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3] 《林彪、“四人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階級內容和社會根源》,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30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4] 《第一組討論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9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5] 《關于人民爭取民主和保衛民主的問題》,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2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6] 《關于不斷革命論和總結理論宣傳工作的經驗教訓》,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11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7] 《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會議今天結束》, 《1979年召開的天津市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第31期, 天津市檔案館:X0213-C-000016。

  [28]程中原、李正華、張金才:《1977~1982:實現轉折, 打開新路》,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329頁。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鄭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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