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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倩: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發展歷程與歷史貢獻
發布時間: 2017-12-04    作者:薛倩    來源:國史網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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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通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名稱,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即日起用新名稱。”[1]有學者指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以下簡稱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成立是“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創始、整合乃至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走上發展道路的重要標志和里程碑”,“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目前,學界對于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科學院院史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史的記載,如樊洪業主編的《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3]、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史研究室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年簡史(1977~2007)》[1];二是學者的回憶或記述性文章,如溫伯友的《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紀念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58周年》[2](pp.612~625)、張志會的《哲學社會科學部獨立始末》[4]等;三是研究性論著或匯編,如郭金海的《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的選聘與增聘》[5]、《院士制度在中國的創立與重建》[6],龔云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以建國后十七年為例》[7],等等。但這些成果多是一般性介紹,缺乏深入研究,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梳理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發展歷程,分析其歷史貢獻,推動并深化我們對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的認識。 

 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發展歷程 

  (一)醞釀階段(1949年10月至1955年5月) 

  新中國成立伊始,為了組織指導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1953年2月24日至5月26日,錢三強率中國科學院代表團(其中社會科學方面的代表是劉大年、張稼夫、呂叔湘)訪問蘇聯,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向蘇聯學習如何組織和領導科研工作。(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6年印,第26頁。)1953年6月,中國科學院黨組會議上提出了建立學部的構想。(《中國科學院學部史冊》,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2015年印,第8頁。) 7月23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稼夫在第23次院務常務會議上做《對今后科學工作的意見》報告,提出“成立學部,以改善學術領導工作,擴大學術領導機構。擬分為社會科學、基礎科學、技術科學、生物科學四部”。11月1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關于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同樣提出要設立社會科學部等四個學部的建議。(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6年印,第95、239頁。)1954年1月28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政務院第204次會議上提出:“參照蘇聯科學工作的先進經驗,科學院應對各研究所分學部領導,擬暫分社會科學等四個學部;學部只管學術領導,不管行政職務。”(王少丁、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4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6年印,第21頁。)會議批準了該報告,決定建立中國科學院學部和實行學部委員制度。1月30日,中國科學院第四次院務常務會議討論并初步通過了秘書處及學部人員名單,社會科學部主任為郭沫若(兼),副主任為張稼夫(兼)。3月6日,中國科學院第11次院務常務會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學部暫行組織條例》。5月7日,中國科學院秘書處召開第八次處務會議,討論了擔任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的標準及產生方式,擬定學部委員人數為40 ~ 45人。(王少丁、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4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6年印,第6、8、11、17、29頁。)6月3日,社會科學部籌備委員會成立。1955年5月31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十次政務會議批準了《中國科學院關于籌組學部經過及召開學部大會的報告》及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名單。(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印,導言第2頁。) 

  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成立也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之前,中國科學院先后成立了6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所。1950年4月,以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為基礎,經過調整擴充,建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任所長,1954年改名為歷史研究所第三所。1950年6月,在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研究所。1953年建立經濟研究所,撤銷社會研究所,人員合并到經濟研究所,狄超白任代所長。1950年6月,在原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基礎上,調整、組建了語言研究所,羅常培任所長。1950年8月,在原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組和考古組以及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基礎上,經調整建立了考古研究所,鄭振鐸任所長。1954年成立了歷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郭沫若兼任第一所所長,陳垣任第二所所長。[1](pp.前紀1~2) 

  (二)正式成立(1955年6月1~10日) 

  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包括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內的四個學部正式成立。開幕式上,歷史學家陳垣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部發言。(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47頁。) 6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做大會報告,明確了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重點:一是“我國過渡時期國家建設中的各種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二是“我國近代、現代史和近代、現代思想史的研究”。[8]潘梓年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部做報告,他指出,哲學社會科學部是領導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各研究所工作的機構,同時應當推動全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起組織和指導的作用。(潘梓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報告》,《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第41頁。)該報告總結了五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情況、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各研究所當前的工作和社會科學部今后的工作,概述了我國從事社會科學的人數以及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領域各研究所的情況。 

  6月3日,周恩來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公布了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名單,共233人,[9]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共61人,即丁聲樹、千家駒、于光遠、尹達、王力、王亞南、王學文、向達、艾思奇、何其芳、吳玉章、吳晗、呂叔湘、呂振羽、李亞農、李達、李儼、杜國庠、沈志遠、狄超白、周揚、季羨林、金岳霖、侯外廬、胡喬木、胡繩、范文瀾、茅盾、夏鼐、馬寅初、馬敘倫、張如心、張稼夫、許滌新、郭大力、郭沫若、陳伯達、陳垣、陳寅恪、陳望道、陳翰笙、陶孟和、湯用彤、馮友蘭、馮至、馮定、黃松齡、楊樹達、楊獻珍、劉大年、潘梓年、翦伯贊、鄧拓、鄭振鐸、黎錦熙、錢俊瑞、駱耕漠、包爾漢、薛暮橋、魏建功、羅常培。(1957年又增聘了嵇文甫、呂澂、陸志韋三人。參見《中國科學院第十二次院務常務會議紀要》,中國科學院檔案館:57-2-32。)6月7日,學部成立大會主席團召開第二次會議,宣布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為郭沫若,副主任為潘梓年。(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54、133頁。)6月8日,學部成立大會舉行分組會議,宣讀并討論學術論文,其中對歷史考古組石興邦的《半坡報告》、范文瀾的《近代史分期問題》、翦伯贊的《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三篇論文討論頗為熱烈。[10] 6月10日,各學部選舉常務委員會委員,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會委員有15人,即于光遠、王亞南、尹達、向達、李達、何其芳、狄超白、金岳霖、范文瀾、胡繩、郭沫若、陳望道、翦伯贊、潘梓年、羅常培。(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第133頁。)下午召開的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決議》。 

  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之時,共有研究人員206人,其中副研究員以上54人。(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7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8年印,第140~141頁。) 

  (三)發展階段(1955年6月11日至1975年6月28日) 

  首先,至“文化大革命”前,哲學社會科學部又陸續建立、接收、調整擴建了一批研究機構。 

  1955年9月,建立了哲學研究所,潘梓年兼任所長。同年10月,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劃歸哲學社會科學部,鄭振鐸任所長。1956年12月,在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語文組的基礎上擴充建立了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包爾漢任所長。1958年6月,建立民族研究所,劉春任所長。1962年,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與民族研究所合并,撤銷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建制,合并后的民族研究所受哲學社會科學部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共同領導,包爾漢任所長。1957年4月,建立情報研究室,林仲任主任。1957年10月,建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建室初期隸屬于歷史研究所第二所,1960年析出獨立建制,首任室主任李儼。1958年10月,建立法學研究所,張友漁兼任所長。1959年1月,《新建設》雜志劃歸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了以張友漁為主任的編委會,吉偉青任主編。1961年7月,建立了亞非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張鐵生、李志和任亞非研究所副所長,王箴西、王康任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長。1964年1月,亞非研究所分設為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東南亞研究所。1965年3月,成立蘇聯東歐研究所。1965年8月,西亞非洲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蘇聯東歐研究所的編制、經費劃歸到中央對外聯絡部。[1](pp.前紀2~3) 

  1963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組向中央呈報《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提出要新建一批研究外國的研究機構。黨中央和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毛澤東稱贊“這個文件很好”,并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1](p.前紀3)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和哲學社會科學部等單位積極落實中央批示的精神,哲學社會科學部又相繼成立了幾個研究外國問題的研究所。1964年5月,在世界歷史研究室的基礎上,經調整、擴充建立了世界歷史研究所,汪士漢任副所長。5月19日,成立了世界經濟研究所,姜君辰兼任所長。1964年8月,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繼愈任所長。同月,以文學研究所的東方文學組、西方文學組、蘇聯文學組、東歐文學組和中國作家協會所屬《世界文學》編輯部為基礎,成立了外國文學研究所,馮至任所長。[1](p.前紀3) 

  此外,“在中國科學院名下,先后成立了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武漢哲學社會科學綜合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綜合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國際關系研究所”,“哲學社會科學部在業務上給予一定的指導”。[1](pp.前紀3~4) 

  其次,這一時期哲學社會科學部共召開了三次學部委員會議,對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在1957年5月召開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關于“重理輕文”問題的討論中,與會者對于在我國重視自然科學是一致擁護的,但一致認為社會科學也不能被輕視。翦伯贊說:“現在有的人似乎不認為社會科學是科學,在北大有人把科學分為好幾等。數學第一等,物理第二等,化學第三等,生物第四等……社會科學當然被列為最末等。”他不同意這種分法,認為科學只能分類,不能分等。[11]沈志遠同意翦伯贊關于科學不能分等的看法,認為社會科學方面必要的要求應該得到滿足。吳承禧提出了“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是否可以分家”的問題,他說:“科學院是否可以分成兩個,自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分開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有助于專業化,一是有利于減少兩者之間的矛盾。”(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7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8年印,第153頁。)是較早提出建立社會科學院的設想。這次會議還提出要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應進行有系統的資料調查、整理、提煉和理論研究。(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7年)》,第140~143頁。) 

  1957年7月2日,為加強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宣部請示并建議:由潘梓年、劉導生、裴麗生、尹達、劉大年、何其芳6人組成哲學社會科學部分黨組,潘梓年任書記,劉導生任副書記;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術思想方面的問題,請中宣部直接領導,一般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工作仍由中國科學院黨組負責。[12]8月9日,中宣部批復同意。1958年10月24日,中國科學院黨組致函中宣部并中央,請示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為獨立工作單位。[13]自1958年11月起,哲學社會科學部名義上屬于中國科學院,實際則成為國務院的直屬單位,政治和科研業務歸中宣部直接領導,因此,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第三次、第四次擴大會議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于1960年、1963年單獨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把現實問題研究提到首要地位;注意劃分學術問題同政治問題的界線;各種學術上的意見都應有廣泛的發表自由等。[14]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強調,要在思想戰線上開展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斗爭,要在實踐中培養、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15]這次會議還明確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任務、重點,確定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方針。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哲學社會科學部艱難發展。1969年11月,哲學社會科學部全員分批被下放到河南勞動改造。1971年1月,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哲學社會科學部部分知名學者先行調回北京。1972年7月,其余人員隨之陸續返京。 

  (四)從哲學社會科學部向中國社會科學院過渡(1975年6月29日至1977年5月7日) 

  1975年春,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開始全面整頓科學事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嚴重破壞的哲學社會科學部。6月29日,鄧小平指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一定要把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業務工作管起來,并商定學部的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分別由國務院政工組和辦公室管理,還指示胡喬木在哲學社會科學部“要辦個刊物”。7月16日,“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政工組發表學部領導機構名單,由郭沫若任主任,調林修德、劉仰嶠、宋一平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主持學部工作”。17日,胡喬木即召集臨時領導小組開會,分析了當前學部的狀況,并宣布“學部各個研究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學部下鄉下廠的科研人員和工作人員7月底全都回來”。[16] 21日,林修德、劉仰嶠、宋一平三人到哲學社會科學部任職。7月下旬,學部各個研究所的業務工作逐步恢復。8月30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哲學社會科學部若干事項的通知》,指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直接受國務院指導,其地位同于中國科學院,相當于部委一級的單位。國務院指定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指導學部的業務工作,并由國務院政工小組管理它的政治工作。教育部不再擔負對學部的代管。”[17]但由于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影響,該計劃被迫中止。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77年4月5日,哲學社會科學部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于哲學社會科學部改變名稱問題的請示》。5月7日,中共中央批準了該請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1]至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退出歷史舞臺。 

  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歷史貢獻 

  在二十余年時間里,哲學社會科學部盡管一度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但仍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18]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指導地位的確立及鞏固與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密不可分。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后,不僅組織科研人員廣泛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原理,還強調要將其運用到各學科的研究中去。如文學研究所確立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對中國和外國從古代到現代的文學的發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進行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整理和介紹”[19]的方針,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歷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將中國歷史發展與馬列主義理論緊密結合,多數歷史研究者逐漸從舊的唯心史觀轉向了新的唯物史觀、從個人關門研究轉向集體研究、從“貴古賤今”的偏向轉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從“大民族主義”轉向注重研究各少數民族的歷史、從“歐美中心論”轉向注重研究亞洲歷史等,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此外,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指引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展開了熱烈的學術討論,如史學領域的“五朵金花”、經濟學領域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哲學領域的“合二為一”問題、美學問題、法學的階級性問題等。對于這些學術問題或學術爭論,研究者們查閱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領會其主要思想、基本觀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從而促進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的建設。 

  哲學社會科學部時期,各研究所編寫出版了大量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通史性著作,如《中國史稿》[20]、《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21]、《中國哲學簡史》[22]、《中國哲學史》[23]等,《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和《中國哲學史》還成為高等學校的教科書。潘梓年曾指出:“一本好的教科書,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各門科學研究的成果條理化、系統化,并與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著作,對培養干部和推進學術工作有很大的重要性。”(潘梓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報告》,《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第43頁。) 

  (二)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初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潘梓年在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大會上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存在一些問題,“對各門科學缺少有計劃、有系統的研究,表現為工作零散、內容殘缺不全”,并強調:“這種狀況必須努力加以改變”,“要有計劃地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潘梓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報告》,《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第43頁。) 

  1955年底,在中宣部的領導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具體負責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工作開始。隨后,為加強對全國科學規劃工作的領導,1956年3月14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專門負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12年長期規劃的制定工作。[24]6月11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來自哲學、經濟學、法學、考古學等15個學科的750多位科學家,分為30多個小組對《1956~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進行討論。[25] 

  為制定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方面,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請各學科的著名學者分析本學科的現狀及國內外發展態勢,提出未來12年的發展重點;另一方面,組織有關研究所和高等院校討論相關學科12年發展的遠景,提出未來發展的目標。[26]1956年6月中旬,《1956 ~ 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擬定完成。規劃草案規定了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研究工作的總任務,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研究和總結我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研究我國的歷史,整理和研究我國的科學文化遺產,同時研究世界文化的優秀遺產,吸收世界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各知識部門的發展和繁榮。(《1956~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1956年印,第1頁。) 

  規劃草案涉及哲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考古學、國際關系、少數民族研究等15個學科,每個學科都提出了在1956 ~ 1967年間要研究的重要問題、要完成的重要著作。同時,規劃草案也規定了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整理我國歷代重要學術著作、翻譯外國古典和現代學術著作以及系統地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資料和情報、編纂地方志、編纂百科全書等方面的任務。在人才培養方面,規劃草案明確提出,12年內中國科學院系統和高等教育系統的高級研究人員要增加到16100人,中級研究人員要增加到24800人,初級研究人員要增加到24600人等。() 

  1956年7~10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又向北京的700多位教學和研究工作者及22個省市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者征求了意見。此外,1957年底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蘇之時,也就規劃草案的內容征求了蘇聯科學家的意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根據這些意見進行了修改。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指出:“《規劃》(草案)曾經發給全國許多地方廣泛征集意見,并根據意見進行了修改。目前《規劃》(草案)已經部分地付諸實施。這個規劃是我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家的集體創作。當然,由于我們對制定規劃還缺乏經驗,加上社會是不斷發展的,《規劃》不可避免會有一些缺點。但因為有了這個《規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就有了大致方向。”[27]1958年7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了《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修正草案)》。[28]該規劃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初步發展指明了方向,雖然后來由于各種政治運動,這份規劃并未完全貫徹落實,但它所具有的開創性意義不容置疑。首先,這個規劃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首次對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做的“頂層設計”,也是我國首次制定遠景規劃,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發展指明了方向,對改革開放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制定產生了一定影響。正如郭沫若所言:“有了規劃,我們便能提綱挈領地全面進行工作……不至于在暗中摸索”。[29]其次,很多學科已經實施了規劃中的內容,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潘梓年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曾指出,“現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各個研究所已經開始根據這個規劃草案來制定自己的年度計劃,高等教育部門也組織了57種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其他各部門和各地方的研究工作也正在逐步開展”。(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7年)》,第140頁。) 

  (三)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 

  潘梓年在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之初就提出:“必須研究國家生活中提出的許多重要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問題”,(潘梓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報告》,《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第43頁。)1959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切勿忽視社會科學方面的理論研究工作,要積極發展,加強領導。“鼓勵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進行有系統的、長時間的努力,充分掌握有關的資料,從事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30] 

  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后,來自經濟學、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文學、哲學等學科的研究人員,高度重視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研究。 

  在經濟學領域,關于過渡時期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問題,我國生產力配置和經濟區劃問題,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國內外貿易、財政金融、國際經濟等方面的現實問題都受到學者的關注,并誕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如孫冶方的《論價值——并試論“價值”在社會主義以至于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地位》、《要用歷史觀點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劉國光的《社會主義再生產比例和速度的數量關系初步探討》,楊堅白的《國民經濟平衡和生產價格問題》[1](p.前紀9)等都是其中代表。 

  在歷史學領域,由范文瀾撰著的《中國通史簡編》被廣泛認為是一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通史著作。陳其泰指出:“此書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分析和描述中國歷史進程的杰作,全書鮮明的觀點和濃厚的理論色彩,是以對大量史實準確地把握和深入考辨為基礎的,是20世紀中國史壇上‘成一家之言’的名著。”[31]《中國通史簡編》問世以后,多次再版重印。此外,這一時期的成果還包括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等,[1](p.前紀7)這些通史和專史著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考古學領域,1950~1966年,考古研究所先后到河南輝縣琉璃閣、澠池縣仰韶村、安陽殷墟、洛陽燒溝、三門峽水庫區、陜縣廟底溝、上村嶺,陜西長安灃河、半坡、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等地,以及對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地區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如《輝縣發掘報告》、《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長沙發掘報告》、《西安郊區隋唐墓》、《鄭州二里岡》等。此外,“楊樹達著《積微居金文說》,陳夢家著《殷墟卜辭綜述》,夏鼐著《考古學論文集》”等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1965年底,考古研究所建成中國第一個“碳-14斷代實驗室”。[1](p.前紀7) 

  在語言學研究方面,語言研究所于1955年10月召開了“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會上提出的現代漢語語法和漢語規范化以及文字改革,對大量減少文盲、迅速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王忠俊主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印,第267~270頁。)語言研究所組織并指導開展了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國近2000個點做了調查,寫出方言調查報告1195種,此外,還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現代漢語詞典》,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呂叔湘等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丁聲樹的《古今字音對照手冊》,李榮的《切韻音系》,等等。[1](p.前紀9) 

  在民族學領域,1956年,哲學社會科學部組織人員參加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組織的8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調查組歷時近3年,整理出數百種調查資料、文獻檔案資料,共計1500萬字(附調查報告3440萬字),編印出全國55個少數民族的簡史、簡志合編,計57種。1956~1965年,民族研究所還和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合作,先后拍攝了10多部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將當時還保留著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農奴社會制形態的真實面貌紀錄了下來。[1](p.前紀8)這些規模空前的科學調查活動,為我國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積累了豐富而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在文學領域,1958年,文學研究所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合作,對我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進行了調查,選編了100多種資料。此外,鄭振鐸主編的《古本戲曲叢刊》、何其芳著《論〈紅樓夢〉》、余冠英和錢鐘書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1](p.前紀9)在學術界均有重要影響。 

  在哲學領域,以認識論的問題為中心研究辯證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問題、黨的建設等問題受到研究人員的重點關注,主要成果有潘梓年的《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汪奠基的《中國邏輯思想史》、侯外廬主編的《中國哲學簡史》等。[1](p.前紀10) 

  此外,哲學社會科學部所屬各研究所編輯出版了10多種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刊物,主要有《新建設》、《歷史研究》、《哲學研究》、《經濟研究》、《文學評論》、《中國語文》、《考古》等,為學界搭建了交流研究成果的學術平臺。 

  (四)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首先,哲學社會科學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機構基礎。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有6大學部,39個研究所。[32]其中有些新成立的研究所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部時期研究所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如1957年4月建立的情報研究室數易其名,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前稱情報研究所,即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調查與數據信息中心)的前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和1958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兩所合并為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年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現今的民族文學研究所是從哲學社會科學部時期的文學研究所分拆出來的;原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共同領導、后由中央對外聯絡部單獨領導的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1981年重新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后又成立了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后改為歐洲研究所)等。 

  其次,哲學社會科學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建立和發展初步奠定了人才基礎。1955年8月5日,國務院第17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暫行條例》。該條例規定,每年7 ~ 9月招收研究生,期限暫定四年,研究生畢業后由中國科學院授予科學副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1955年首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但1957年5月高等教育部發出了不再授予副博士學位的通知,因此,中國科學院未授予任何研究生副博士學位。)。哲學社會科學部在1955~1957年共招收研究生39名,其中1955年7名、1956年30名、1957年2名。(參見1955 ~ 1957年《中國科學院年報》。)由于接連發生的政治運動,《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暫行條例》的實施效果受到嚴重影響。盡管如此,哲學社會科學部各研究所還是培養了一批素質較高的科研人才,充實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隊伍,也為后來建立完整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制度積累了重要經驗。 

  除了培養研究生,哲學社會科學部還采取多種方式培養人才,如舉辦訓練班、學習班,選派留學生等。為建立新中國考古隊伍,開創新中國考古事業,自1951年8月起,考古研究所與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學歷史系聯合舉辦了考古人員訓練班以及見習研究員訓練班,訓練班由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裴文中、陳夢家、蘇秉琦、安志敏、王仲殊、宿白等授課,(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7年)》,第168頁。)這些學員后來大多成為考古事業的中堅力量。1956~1961年,語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聯合舉辦了12期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培養了方言調查研究的專門人才和推廣普通話的骨干2000多人。[1](p.前紀8) 

  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對中國科學院黨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在高等學校招生和選派留學生時,除應有大量學生學習技術科學外,還應保證相當數量的優秀學生學習基礎科學和社會科學。[33]據統計,1952~1963年,赴蘇聯科學院學習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生為6人、實習生11人。[34]同時,一些畢業于重點大學的優秀青年陸續加入各研究所,他們在研究人員的指導下努力鉆研,很快成為具有獨立研究能力的新生力量。這也為后來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奠定了人才基礎。 

  此外,哲學社會科學部第一批學部委員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學風養成乃至在學術界影響和地位的奠定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遴選的榮譽學部委員和學部委員中的年長者,絕大多數都是在這些前輩學術大師直接培養或帶領下成長起來的各學科帶頭人。 

  結  語 

  黎澍曾指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大部分完成于20世紀50年代。[35]而這其中絕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及其后成立的哲學社會科學部組織完成的。應該說,哲學社會科學部在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除了前文所述的重要歷史貢獻外,筆者還想強調以下幾點: 

  首先,哲學社會科學部為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建制做出了重要貢獻。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設立使得學術研究走向組織化,也為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提供了重要平臺,如建立學部制度、制定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培養哲學社會科學高層次研究人才等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其次,哲學社會科學部是特殊時期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抓手。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最為鮮明的特色就是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學部設立的初衷在于加強學術領導,但是,學部成立以后,其職能并不局限于這一方面,而是成為具有行政和業務雙重職能的機構。學部名義上雖然屬于中國科學院,但是自1958年以后在中宣部直接領導下其地位相對獨立,從某種意義上說,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是通過中宣部以及哲學社會科學部加以實現的。 

  最后,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歷史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的重要縮影。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可謂波瀾壯闊,通過對學部的個案研究,能夠大體上反映改革開放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進程,總結其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訓,從而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供鑒戒。 

  [ 參 引 文 獻 ] 

  [1]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史研究室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年簡史(1977~200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2]溫伯友:《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紀念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58周年》,胡廣翔主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歷程回憶·綜合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頁。 

  [3]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張志會:《哲學社會科學部獨立始末》,《科學時報》2014年4月4日。 

  [5]郭金海:《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的選聘與增聘》,《世紀》2013年第1期。 

  [6]郭金海:《院士制度在中國的創立與重建》,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7]龔云:《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以建國后十七年為例》,《馬克思主義研究》2005年第1、2期。 

  [8]郭沫若:《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55年6月12日。 

  [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人民日報》1955年6月4日。 

  [10]《夏鼐日記》第5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頁。 

  [11]《在科學院學部大會分學部會議上 社會科學家初談體制問題 生物學家對學術領導問題有不同看法》,《光明日報》1957年5月25日。 

  [12]《中國科學院黨組關于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方面黨的領導的請示報告》,中國科學院檔案館:57-1-3。 

  [13]《關于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為獨立工作單位的請示報告》,中國科學院檔案館:58-1-2。 

  [14]《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確定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 把研究當前問題擺在首位》,《人民日報》1961年1月12日。 

  [15]《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學術戰線的任務 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研究當代革命問題 劉少奇主席向會議作了重要講話 周揚同志作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的報告》,《人民日報》1963年11月25日。 

  [16]《胡喬木傳》上,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470頁。 

  [17]程中原:《1975年哲學社會科學部在鄧小平關懷下恢復業務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8月17日。 

  [18]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19]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甲子春秋——我與文學所六十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版,第4頁。 

  [20]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1]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2]侯外廬主編:《中國哲學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23]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4]《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人民日報》1956年3月15日。 

  [25]《七百多位科學家在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上熱烈討論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光明日報》1956年6月12日。 

  [26]劉導生:《從容憶往——95歲抒懷》,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頁。 

  [27]周揚:《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7年第45期。 

  [28]《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央檔案館:G229-22-24-1。 

  [2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頁。 

  [30]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9年4月19日。 

  [31]陳其泰:《范文瀾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頁。 

  [32]王偉光:《在慶祝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5月23日。 

  [33]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頁。 

  [34]吳艷等編譯:《中蘇兩國科學院科學合作資料選輯》,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頁。 

  [35]黎澍:《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歷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作者簡介]薛倩,博士研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系,102488。 

  [責任編輯:鄭 珺]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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