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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歷史學專家學者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座談會
發布時間: 2019-04-25    作者: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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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向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致賀信(下稱“賀信”),3月27日,“全國歷史學專家學者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座談會”在京召開,來自全國歷史研究與教學機構的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考古學、邊疆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賀信精神,結合各自研究領域,就推動新時代歷史研究繁榮發展進行了深入交流。以下為參會學者發言摘要。

  廖學盛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賀信指出,“希望中國歷史研究院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充分發揮知古鑒今、資政育人作用,為推動中國歷史研究發展、加強中國史學研究國際交流合作作出貢獻。”在此,我就如何學習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談一些體會。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說服人的過程中,史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歷史學是具有說服力的學問。從世界歷史上看,馬克思創造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們必須更好地學習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用這一武器做好歷史研究。因此,我們應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深入領會歷史唯物主義,這是歷史學研究基礎中的基礎。同時,世界史研究者要盡可能掌握多門外語,搞好學術科研基本功。此外,歷史學研究者需要寬廣的知識面,既要精深,更要廣博,唯有如此,才能探索清楚歷史的共性和個性。

  李伯謙

  (北京大學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自己的文章和講話中多次講到歷史科學,而賀信則是最為全面、系統、集中的一次。作為一個考古學家、一個歷史科學工作者,我倍感光榮,同時也深知任務重大和艱巨。

  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既涉及材料、理論方法,亦涉及必要的手段。就材料而言,除了傳統的文獻史料,亦需重視野外調查發掘的考古材料,通過社會調查獲得的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材料,乃至非物質文化遺產材料。就理論方法而言,馬克思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是最重要的指導思想,用馬克思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察事物、分析材料無往而不勝,往往可以從看似雜亂無章的現象中發現規律、揭示本質。就手段而言,大量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方法融入考古學,使中國考古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對古代社會文明發達程度的認知。隨著經濟力量的提升和認識的提高,科技考古已經成為中國考古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科技考古研究室目前已成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文物考古機構的標配。

  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需要歷史學各分支之間的整合,亦需要汲取其他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有關成分,使之融會一爐,達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難分彼此的程度。當然,這種學科、學術體系亦需要通過與國外的交流,將之傳播出去,讓別人認識進而理解,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了自己的話語權。同時,歷史研究包括考古學研究在內,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關起門來孤芳自賞自得其樂,而是要“充分發揮知古鑒今、資政育人作用”,為政治服務。

  瞿林東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如果從讀大學歷史系算起的話,我在歷史學的這個富饒的園地里,已經學習、研究了60年,不像青壯年同行那樣有朝氣、有創造力了。但是,當讀到賀信時,受到極大鼓舞,內心好像燃起了青壯年同行才具有的熱情。賀信講到了歷史和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講到了中國歷史研究院和全國史學工作者的責任和努力的方向,高屋建瓴、言簡意賅,我讀后感到振奮,也感到歷史學和史學工作者任重道遠。

  就賀信中談到的繼承優良傳統問題,我認為,在我們明確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歷史研究的前提下,繼承優良傳統就成了事關全局的問題。繼承優良傳統是我們學術的淵源所自,是學術的民族性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風格和氣派。就歷史學而言,繼承優良傳統,就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史學遺產,發掘其優秀部分并對之做系統研究,汲取其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東西,為當今中國史學發展提供滋養和借鑒。在這方面,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有許多問題需要作深入的探討。

  中國豐厚的史學遺產,有太多的“精神寶藏”需要加以發掘、研究,并以其所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相結合,為發展當今史學所用,創造新的成果,進而彰顯新時代中國史學的風貌和特色。

  馬大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樹立歷史眼光,提高歷史思維能力。正確的歷史記憶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綜合國力的重要基座。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民族精神納入綜合國力的范疇,將使我們的認知視野和工作舉措從單純物質文明的追求擴展到精神文明領域。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包括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但歸根結底,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的競爭,即人的素質、民族素質的競爭。對于正在和平崛起的社會主義中國,樹立正確的歷史記憶,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不僅是當務之急,也是一件惠及千秋萬代的宏大偉業。

  歷史上的中國和中華民族一直處于持續不斷的發展之中,國家疆土有割據時期,又有統一時期,統一與割據交替循環,國家統一發展始終是主流方向;不同民族發展既有博弈又有融合,交往交流交融始終是主流,最終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更好地認識過去,才能把握當下和未來。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樹立正確的歷史記憶,有助于鑒古知今,學史明智。

  史金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民族的角度研究中國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史學研究大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民族史研究的成就令人矚目,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亮點之一。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各地有關中國民族史的成果不斷推出,包括各民族專史、地方民族史、民族關系史和全國性民族史的大量著述。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加強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維護好民族團結,保障國家統一,才能有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發展。

  少數民族文獻和文物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有特色的組成部分,既是中國各民族的歷史文化載體,也充分反映出各民族之間密不可分的血肉聯系。當前民族史研究存在著理論研究欠缺、宏觀研究薄弱、對現實問題關注不夠的問題。在學科建設上則有研究人員逐漸萎縮、后繼乏人的現象。希望今后得到改善和加強。

  賀信大大激發了史學研究工作者的積極性,我們決心在民族史研究領域深耕厚植,不辱使命,在新時代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新貢獻。

  葛劍雄

  (復旦大學教授)

  在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中國歷史研究院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為中國歷史研究院和全國歷史研究工作者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奮斗目標,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歷史學界的光榮傳統,努力創造新的業績。

  1955年,毛澤東同志將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和整理標點《資治通鑒》的任務交給吳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牽頭成立了兩個專門委員會,集中整合全國史學工作者全力參與。經過二十多年努力,完成了由先師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1982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開始編纂。但由于種種原因,這項工作一度陷于停頓,以致到目前僅出版了第一冊,而包括編委會主任張友漁、總編纂譚其驤在內的絕大多數編委已逝世,還在世的四位編委中,最年輕的我已74歲。

  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重新啟動《國家歷史地圖集》后續工作,由我承擔執行主編的職責。面對這項重大任務,我們認識到,一定要像當年老一代學者那樣,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指導歷史研究,始終將國家利益置于首位,才能解決《國家歷史地圖集》所涉及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和關于歷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我們深感責任重大,也充滿信心,決心在2021年完成《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后續研究、編輯設計,高質量出版《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二、第三兩冊。

  鄭師渠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讀了賀信,我想每一位史學工作者都會倍感振奮。習近平總書記對史學與史學工作者的高度評價與親切問候,令人深感光榮。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不同場合都曾反復強調要重視學習中國歷史。他高瞻遠矚,認為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我們今天在追求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不斷創新進取、永葆青春活力的活水源頭,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分寶貴和不可多得的資源。要理解賀信的深意,還需結合此前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

  史學研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活水源頭,深厚的歷史資源是更好地滋養和助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橋梁與中介。據此,史學工作者顯然應當進一步提高自己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對于如何堅持“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即堅持“歷史的認知與運用”相統一,我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一,史學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正確指導;第二,史學研究的發展,包括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與培養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離不開歷史學學科平臺的支撐;第三,歷史的作用固然甚偉,但其中通過國民教育體系中的歷史課教育,以養成國民的民族認同感、愛國心和正確的歷史觀,卻是最為基本也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胡德坤

  (武漢大學教授)

  賀信全面闡述了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的治史觀:一是明確了歷史研究在社會科學中的定位;二是明確了加強歷史研究是我國進入新時代的需要;三是要發揮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賀信是新時期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是時代的呼喚,是國家發展的需求,是黨和國家對史學工作者的期待,也是史學工作者職責之所在。就當代史學的經世致用問題,我認為,歷史研究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要進一步拓展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

  史學記錄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也是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變遷規律的學科。歷史研究不僅具有經世致用功能,而且還能與其他學科相結合進一步拓展史學經世致用功能。第一,歷史研究必須明確為國家為現實服務的方向,才能做到經世致用。史學可以在象牙塔里做學問,但這還不夠,還需要走出象牙塔,充分發揮經世致用功能,為國家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第二,二戰史研究需要與相關學科相配合,走學科交叉之路,才能更好地發揮經世致用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寄語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執著堅守,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守得住底線,立志做大學問、做真學問。”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史觀,挖掘和發揮史學經世致用功能,是每個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相信史學一定會在為國家、為現實服務中從“冷門學科”變為“熱門學科”,歷史研究一定會迎來更加繁榮的春天。

  徐藍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我國史學界的一件大事,而賀信讓我們再一次深入思考:我們為什么要做歷史研究?我們為什么要從事歷史的研究與教學?近幾年,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講過要重視對歷史的研究。學習這些賀信和講話,我想講三點體會:求真、求通、立德。

  第一,歷史研究是“求真”的工作。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出發,歷史學是記錄和解釋人類從古至今一系列活動進程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現象的一門學科,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對史家撰寫的歷史來說,其基本的要求是真實,即撰寫的歷史,首先要符合客觀歷史的真實,這是撰寫歷史的最高要求。因此,人們不斷地研究客觀存在的歷史和前人撰寫的歷史,希望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也就是“求真”。如何“求真”?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運用各種闡釋歷史的范式研究歷史,是使歷史研究達到“求真”要求的重要途徑。

  第二,歷史研究是“求通”的工作。所謂“求通”,就是要了解歷史包括了解中國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了解它們是如何發展到今天的高度的。司馬遷講“通古今之變”,習近平總書記講“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就要求我們在“求通”上下功夫。在這方面,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同樣值得我們重視。

  第三,“立德”是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歷史教育是推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思想、培育民族國家認同、凝聚歷史價值觀、完善人格品質、提升人生境界的重要手段,也是培育人文素養、塑造社會道德、涵養家國情懷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是“立德”的教育,也是歷史學這門學科育人價值的集中體現。

  戴建兵

  (河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

  賀信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就是在這方面的一個重要舉措,對于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力量,推動歷史學科融合發展,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勢必產生積極的推動、示范和引領作用。作為高校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落實賀信精神,要堅持“三個自覺”,為中國史學的建設發展貢獻力量。

  一是自覺關注社會現實。歷史學者必須有積極的入世態度,關注現實,分析現實,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圍繞黨和國家關注的重大理論實踐問題、圍繞關系全局的重大學術前沿問題開展攻關,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二是自覺突出中國特色。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史學研究上堅持獨立思考,做到有思想、有靈魂、有立場,用中國的話語闡釋人類歷史,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研究范式,努力展現當代中國歷史學獨特的科學價值和人文精神,推出更多體現中國思想、中國精神、中國風格的學術成果,為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出貢獻。

  三是自覺做到立德樹人。歷史學科肩負著育人的重要作用。高校歷史研究者,不僅要出精品、出力作,為其他社會科學提供支撐,還要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教給學生,幫助學生正確認識歷史,引導他們透過歷史現象認識歷史本質、透過具體歷史事件了解歷史全貌和基本走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培育時代新人。

  韓東育

  (東北師范大學副校長)

  賀信對進入新時代后,歷史研究的宗旨、定位、使命、目標做了全新的闡述,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歷史學科的重視,對廣大史學工作者的殷切期望。要實現賀信中提到的“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充分發揮知古鑒今、資政育人作用”等目標,我想首先要提高的是史學工作者的自身修養。

  劉知幾的“史才三長”——史才、史學、史識之說于學界有廣泛共識,歷來不乏褒贊、闡釋之說,當然各家對此的理解也各有不同。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的自序中闡釋為“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才者,文筆精妙也”。我認為“才學識”的要求,在今天的語境中,其實是和“文史哲”三個學科呈一一對應之結構。不僅從傳統意義上說文史哲不分家,僅從史才三長的要求而言,也決定了這三個學科緊密聯系、互相滋養的關系。然而,如果我們僅滿足于這三長,并以為如此便足夠圓滿,那就失去了歷史學與生俱來的人格養成功能和社會改造意義。正因如此,章學誠所提出的“史德”,便當然地成為史學工作者的第四長。

  第一,歷史研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義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十分注意消化吸收人類有意義有價值的全部歷史文化及其智慧,無論是西方近現代史學理論,還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精華,概莫能外。第二,要處理好新時代加強中國歷史和文化研究、把握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迫切性要求與腳踏實地、筆筆有宗之歷史研究實際之間的關系問題,堅持以事托理,論從史出。第三,既要察今知古,又要述往思來,既要立足現實,亦要放眼長遠,既要胸懷祖國,也要放眼世界。第四,既要弘揚顯學,也要兼顧冷學。弘揚顯學,不是要無視冷學,而是要兼顧冷學,但要忌憚冷學顯學化。內外兼修、動靜相宜,才應該是學界的美景。第五,要增強“學科自信”,堅定自己對選擇歷史學科、做好歷史研究以及身懷“上窮碧落下黃泉”、通曉上下五千年之絕技的高度自信,要發揮好新時代歷史學科的強大功能。

  陳文海

  (華南師范大學副校長兼歷史文化學院院長)

  關于歷史和歷史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的場合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其中,具有系統性、全局性和綱領性意義的文獻主要有兩份,一份是2015年8月23日的《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另一份是今年1月2日的《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這兩份文獻各有側重,一份放眼世界,一份聚焦中國,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一體。圍繞這兩份文獻,特別是后發表的以“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為題的這份文獻,需要深入學習、深入研究、深入領會的主題有很多,這里僅談兩點體會。

  第一,關于歷史學基礎地位的拓展和加強。既然歷史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那么,至少在整個社會科學范圍內,歷史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個沒有自身學科邊界的共享性、通用性學科。正因如此,一切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就都應該自覺地、主動地加強歷史學基本素養,以此筑牢各門各類社會科學的根基。

  第二,關于歷史學的學科格局。在新時代的當今中國,“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此來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我們應時刻警醒自己:不論是講述“中國故事”,還是構建中國特色的各種體系,都不應是我行我素的自言自語。只有讓國門以外的聽眾信服、認可乃至自覺自愿地傳播,我們講述的故事和我們構建的體系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按照賀信中的要求,中國歷史研究院不僅要做好自身的研究工作,而且要承擔起“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的使命。在這個方面,中國歷史研究院擁有其他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擁有的特殊優勢。衷心希望,中國歷史研究院能夠劈波斬浪,充分發揮引領作用,開啟史學研究的新航程,為國家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田澍

  (西北師范大學副校長)

  賀信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邃,對新時代中國史學的研究提出了新希望、新要求和新目標,開啟了史學研究的新紀元,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賀信明確指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要求歷史研究工作者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使史學在資政育人方面真正發揮基礎性和獨特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21世紀提出“通古今之變化”,具有全新的內涵和特殊的意義。歷史工作者要在新時代真正做到“通古今之變化”,首先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堅持以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為己任,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只有立足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博采眾長,才能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推動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重塑當代中國價值和中國精神,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讓中華文化在新時代綻放絢麗風采和展現永久魅力。

  以史為鑒,在對歷史深入思考中總結得失,汲取智慧,就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文化自信,說到底就是歷史文化自信。而要增強文化自信,抵制崇洋媚外,只能從無比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底蘊中吸吮養分。也只有從歷史文化中探尋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碼,才能不斷增強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定力,厚植愛國主義情懷,使中華民族在新時代以充分的自信走向未來,以昂揚的斗志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楊共樂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既肯定了史學工作者多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成績,又對當代的史學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認真學習賀信內容,深刻領會賀信精神。專家們在倍感鼓舞的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大家都認為:賀信給史學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如何融合資源、把握特色,將賀信精神落到實處。經過深入思考,我們已經在下面幾個方面形成了基本的認識。

  第一,特色是存在的理由,特色也是為國服務的基礎。第二,歷史學要研究大問題。歷史中包含著巨大的國家利益。第三,要加強理論研究。“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必須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突破,就沒有穿透力。第四,要加強學術領導力量的培養。古人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要從事宏大的工作,必須有學術遠見的組織者、戰略家以及能把事情做成的實干家。

  黃愛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賀信中“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這一表述,深刻揭示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也充分闡明了歷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和當代價值。以史為鑒是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有了以史為鑒的觀念。《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戰國策》記載說:“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孔子修《春秋》,極為重視歷史對當代的警示作用,筆削褒貶,針砭時弊,故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定評。綜觀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以史為鑒的觀念早已嵌入民族的記憶,也融入民族的血脈,成為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共識。而今,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歷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既是對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思想文化的揭示和闡發,更是對當代歷史學發展創新的要求和期望。

  強調鑒古知今,對歷史研究特別是清史研究而言,尤具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歷史與現實相通,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深刻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社會變化的趨勢,使清史研究切實發揮知古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是每一個清史研究工作者應當重視的問題。

  趙賓福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院長)

  賀信對歷史是什么、歷史研究是什么、中國歷史研究院的任務是什么,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和闡述。從傳統、價值、作用、目標、任務等不同層面,對歷史研究給予了充分肯定、提出了具體要求、賦予了更高期望。賀信內容高屋建瓴、定位準確,必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如何看待歷史、如何開展歷史研究、如何做好中國歷史研究院工作的思想綱領和行動指南。

  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是歷史學的三個兄弟學科。新成立的中國歷史研究院,就是要不斷整合三方面的研究力量、適時凝練重大歷史研究課題、不斷促進歷史學科融合發展、逐步提高歷史學研究水平、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囑托,也是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和重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歷史研究要注意“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作為歷史研究的重要手段或重要組成部分,考古學理應在新時代、新思想指導下,充分利用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平臺,不斷加強與史學兄弟學科密切合作,全力發揮“歷史望遠鏡”和“歷史顯微鏡”作用,讓人類歷史這面鏡子變得進深更長、面闊更廣、影像更實、亮點更清,為“通古今之變化”奠定堅實研究基礎,以“發思想之先聲”作為光榮學術使命。通過發掘和研究保護人類文化遺產揭示歷史規律,通過傳承和汲取人類發展經驗把握歷史趨勢,使考古學真正成為找回記憶、啟迪智慧、繼承傳統、堅定信念、資政育人、面向未來的人民的事業,在人類歷史的研究中繼續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江林昌

  (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

  賀信為全國歷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明確了任務。賀信指出,“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如何實現這樣的偉大目標?我認為如下幾點我們應先做起來。

  第一,建議中國歷史研究院擔當起全國歷史研究頂層設計的重任,圍繞國家發展需求,謀劃全國性的重大課題(聯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制定全國歷史研究中長期發展規劃,不僅明確近五年的目標,還在世界大背景下制定五年后乃至十年、二十年后的課題。

  第二,建議中國歷史研究院在體制機制方面積極探索,做出樣板,從而帶動全國。

  第三,建議中國歷史研究院創新評價體系,嚴格學術標準,破除種種壁壘,破滅種種弊端,團結全國歷史研究工作者,不拘一格培養新時代的史學大師、理論大家、中青年新秀團隊,推出新時代史學精品。

  第四,建議中國歷史研究院加強對歷史研究工作者的思想境界教育,依托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或新設中國歷史研究院培訓中心,有計劃有組織地舉辦中青年史學家學習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等為內容的培訓班。

  張生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研讀賀信后,我有以下三點感受。

  第一,學習5000多年中國歷史,鑒古知今,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我們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須理論聯系實際,筆者個人的理解,最大的“實際”,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特別珍視的中國人民5000多年的歷史實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

  第二,習近平總書記是深入理解中國歷史、從歷史中汲取新時代各項工作所需智慧的典范。在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事業的今天,習近平一如既往地強調從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歷史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習近平總書記率先垂范學歷史、用歷史,不僅使我們獲得極大的知識審美享受,也提示了全黨歷史學習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

  第三,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學界寄予厚望,歷史學界當團結奮斗,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而努力。這些年,歷史學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這離總書記的期望還有相當的距離,期待中國歷史研究院負起“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的擔當,領導歷史學界共同奮斗,“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充分發揮知古鑒今、資政育人作用”,不辜負時代的要求、歷史的責任。

  方輝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

  賀信中提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這一對歷史研究的定位,與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8月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的提法一脈相承,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的論斷息息相通。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強調歷史研究在眾多學科門類中的基礎地位。賀信所指出的“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更是把歷史研究作為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特質予以闡發。這一論斷,既是對建立在數千年成文歷史基礎上歷史研究的科學總結,也是對一個世紀以來我國考古學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是新時代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論斷。

  作為一線的歷史教學與科研工作者,我們的感受是,當下提出“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是十分必要的。學科分類的細化、評估工作的實施,確實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學科內部合理分工及學術問題的研究深化,但也應看到,過細的學科劃分也帶來了研究的碎片化、狹窄化和人才培養的單一化,不利于宏觀歷史問題的研究和歷史學通才的培養。長此以往,也就不利于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

  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有利于消除上述學科壁壘。我們相信,中國歷史研究院能夠承擔此重任,通過統籌、指導全國歷史研究和人才培養,為促進新時代歷史學的繁榮發展,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構建作出應有的貢獻。

  楊紅偉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

  作為一名高校歷史學的教學與研究者,在學習領會賀信后,我感到非常振奮、很受鼓舞、深受啟發、感悟良多。

  第一,全面領會總書記賀信精神,是推進歷史研究的理論之基。首先,“以史為鏡,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研究歷史目的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其次,“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研究的作用和地位的高度評價與定位。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提高歷史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特別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促進歷史研究的戰略性問題。

  第二,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是推動高校歷史教研的動力之源。賀信中強調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歷史研究的定位,也是對高校歷史教學與研究提出的殷切希望。因而,高校要充分發揮教學與科研的主要職能,在教學中促進研究的發展進步,在研究中回饋歷史教學,相互依靠、互相融合,從而形成良性的共生的互動發展。同時,也要始終堅持和明確高校歷史教育與科研的目的,要始終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全方位地貫徹到整個教學與研究的過程之中。

  第三,賀信明確了中國歷史研究院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引領地位。賀信中強調“希望中國歷史研究院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推動中國歷史研究發展”,賦予了中國歷史研究院引領者的地位。

  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將繼續發揚“自強不息、獨樹一幟”的蘭大精神,與中國歷史研究院及全國各地的同仁們,齊心協力、緊密配合、共謀發展,共同創造我國歷史研究事業的新的燦爛與輝煌。

  王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

  賀信中所包含的內涵十分豐富,蘊含的思想極為深刻,對發展中國歷史學的重大意義、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方向與任務都做了明晰而深刻的闡釋。

  第一,對歷史學研究對于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的重要意義進行了精辟闡述。賀信中指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期間看望政協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講到,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觀照現實,服務大局。習近平總書記重視歷史的真意就在于此,是把歷史學與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與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文化自信聯系在一起。

  第二,對歷史學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作出了精辟闡述。賀信中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這是對歷史學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基礎地位所作的科學論斷,具有極其深刻而深遠的指導意義。如果說哲學是社會科學殿堂的皇冠,那么,歷史學就是這座宏偉殿堂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或這個基礎不牢,就不可能有殿堂的鞏固和持久。

  第三,對中國歷史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賀信中指出,“希望我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繼承優良傳統,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段話包含著幾層意思:1.繼承優良傳統。2.整合研究力量,推動融合發展。3.提高研究水平,增強創新能力。4.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趨勢。5.突出中國特色,構建“三大體系”。這些指示為中國歷史學和廣大史學工作者指明了努力方向,既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又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第四,對中國歷史研究院的發展方向和任務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賀信中講了幾層意思:1.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2.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3.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既立足中國實際,又具有國際視野。4.產出精品力作(強調“有思想穿透力的”),培養學術大家(強調要“學貫中西的”)。5.推動史學發展、加強國際交流。6.再次對歷史學的任務進行了具有文學色彩的概括: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最終概括為“知古鑒今、資政育人”。

  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語重心長、情真意切。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必定會成為中國歷史學發展的里程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和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必定會迎來中國歷史學創新發展的春天。

  王震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重溫賀信和“5·17”講話,我認為,“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課題需要研究。

  第一,需要做“四個審視和總結”:一是要審視和總結近代之前中國的史學傳統及學科體系;二是要審視和總結中國近代所建立起來的歷史學學科體系;三是要審視和總結近70年中國歷史學學科體系;四是要審視和總結西方近現代的歷史學學科體系。這四個審視和總結屬于調查研究,應為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第一步要做的研究。

  第二,需要研究原創性、自主性的問題。在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時,強化我們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是一個有效途徑。這屬于古為今用,也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

  第三,需要研究“洋為中用”的問題。“洋為中用”需與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相結合。反對歐洲中心論與正確對待西方史學體系中那些合理的存在,應該辯證地對待。總的態度應是借鑒其合理的成分,依據中國的實際加以變通,然后將其合理的因素吸收到中國歷史學體系之中,做出我們的創新。理論聯系實際是檢驗西方理論的有效途徑;揚棄是從“洋為中用”走向學術創新的重要環節。為此,當我們在審視和總結70年中國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時候,對于歷史學各個領域中那些在借鑒西方合理成分,并依據中國實際加以創新的學術成果,應予以整理,使它們在“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發揮作用。

  卜憲群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長)

  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研究的重視、對史學工作者的關心是多方面的,而重視歷史的借鑒作用是賀信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賀信中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這段話中“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借鑒歷史”的表述,反映的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歷史借鑒觀。

  《詩經》中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左傳》中的“禹、湯罪己,其興也悖(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戰國策》中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師”,《荀子》中的“前車已覆,后未知更何覺時”,漢初賈誼《過秦論》中的“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都是強調歷史借鑒的重要意義。借鑒歷史是中國歷代史家寫史、編史的重要出發點之一。中國歷史上漢唐明清等強盛王朝的形成,也無不與當時的政治家重視歷史借鑒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強調歷史借鑒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從多角度闡述了歷史借鑒觀的具體內涵:一是借鑒我國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二是借鑒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經驗與教訓;三是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四是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精神,應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歷史借鑒觀的學習,并自覺貫徹落實在我們的科研教學工作中。

  王建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中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也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學。中國素有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將歷史作為一面鏡子,鑒古知今,歷朝歷代史官史書皆有傳承。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建立,又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峰。如此眾多的歷史學家,群集一院,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可以說,中國的歷史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對于歷史研究工作者來說,在備受鼓舞的同時,也感受到了伴隨而來的重大責任。因為,歷史這面鏡子并不是自然呈現的,而是需要歷史學者的精心打磨。漫不經心的制作只會出現粗糙的鏡面,或是一個哈哈鏡,呈現的將是一個失真的面相。

  求真求實,是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離開了真實,歷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失去了生命。要真實地呈現歷史,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需要研究者付出艱辛的努力,披沙揀金,去偽存真,去發現已被時間塵封的歷史真相。當然,歷史真相的呈現,不只需要精湛的專業功夫,還需要秉持學術良知,有時它還需要足夠的學術勇氣。如同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以立于“地獄的入口處”的堅定與勇氣從事科學研究。

  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僅僅做到呈現真相還是不夠的。歷史研究不僅要求真,還要求規律性,不僅要真實地反映出歷史發展的過程,還要注意歷史發展的關聯,注重尋找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東西,即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只有一條路,這就是學習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提出了歷史學融合發展的要求,這個融合發展,既包括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及考古學等學科的融合發展,也包括中國歷史研究院院內院外學科力量的協同發展。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加強與國際歷史學界的交流,汲取一切優秀的研究成果,借鑒有益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國歷史學融合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汪朝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

  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研究的多次重要講話和指示精神,賀信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和歷史研究一以貫之的高度關注;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礎和規律的深刻把握和對歷史研究意義的充分肯定;還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和歷史研究鑒古知今功能和作用的特別重視,也就是建立在正確認知、嚴謹認真基礎上的歷史研究具有經世致用的現實意義。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應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的深意所在,從而更好地從事我們的本職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這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我們歷史研究工作者提出的要求。第一,從中國近代的歷史看,中國革命的成功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黨領導的成功經驗,毛澤東同志將其總結為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第二,從歷史研究自身看,歷史研究的使命就是正確總結歷史經驗,鑒古知今。既然“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那么歷史研究本身也就具有人民性的特質。第三,史學研究的人民性,要求我們的史學著述以正確的史觀為引導,將科學的歷史知識傳播給大眾。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中領會和研究世界歷史,必將為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打開無比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們世界史研究者為之百倍努力奮斗,書寫能夠代表中國史學研究水準的著述,真正做到總書記指示與要求。

  邢廣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邊疆研究所所長)

  中國的全面發展為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繁榮的大好時機。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而且歷史研究也需要在新時代的大潮中不斷得到發展,并為新時代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如何加強新時代歷史研究?習近平總書記給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融合發展”的思路。“融合發展”是歷史科學發展的新方向,而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順應了歷史科學“融合發展”的基本要求。只有將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力量整合起來,實行融合式研究,才能使我國的歷史科學逐步發展和壯大起來,才能使我國的歷史研究符合新時代的要求。

  中國的歷史研究需要通過融合發展,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高水平的歷史學家。中國需要站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兩個歷史學科制高點上的歷史學大家,這是中國氣派的歷史研究“融合發展”最重要的人才體現,是進一步繁榮中國特色的歷史科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借助“融合發展”著力推出一系列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這是中國氣派的史學發展重要載體的體現。一批學貫中西歷史學家的涌現和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問世,是中國特色歷史研究發展繁榮的最重要的標志。高水平人才和高水平成果的疊加,是中國歷史研究“融合發展”所需要追求的目標。

  夏春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在這一年成立中國歷史研究院,習近平總書記為此專門發來賀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中國歷史研究院要乘勢而上,不辱使命。這里簡要談三點學習體會。

  一是要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學術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完整概念,所謂“中國特色”,指具有中國特點、切合中國國情、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目前,我國發展正處在關鍵節點上,全黨全體人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顯得至關緊要,而這四個自信,都與科學、正確地解讀歷史緊密關聯。要堅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二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目前,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歷史學的發展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總體上還不太相稱。特別是中國史研究,其學術根基和中心理應在中國。要主動引領學術潮流,掌握學術話語權,而不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要通過三大體系建設,大力彰顯歷史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三是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上發揮積極作用。這12個字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來的,作為中國歷史研究院新成立的研究所,歷史理論研究所下設9個研究室,除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中外史學理論外,還包括歷史思潮、國家治理史、中華文明史、中國通史、中外文明比較、海外中國學研究等,在學科設置上體現了這12字理念。目前,我們一邊建所,一邊搞科研,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楊艷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所長)

  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舉措,賀信為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提出了立于新時代潮頭,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的重要而光榮的歷史任務,這是黨對歷史研究工作賦予的歷史重任,也體現了黨對歷史研究工作者歷史擔當的高度信任。

  賀信將史學與時代和社會關系的命題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中國史學的發展也是如此,因此,在滿足社會需要、解決時代問題的工作中,史學工作者應當有自己的使命擔當。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指出,“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為中國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構建指明了基本的路徑和方向,新時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需要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具有自身的歷史合理性和學理科學性的歷史解釋體系。

  首先,把握中國史學的時代精神和歷史精神,在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新的認識的基礎上構建當代中國史學話語體系;其次,在對中外優秀史學理論遺產的綜合研究中,在汲取世界優秀理論遺產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探索研討中國歷史的新思路、新方法;最后,將中國史學置于世界史學的發展背景下進行考察,創新對中國史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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