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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著武:1956-1967 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歷史考察
發布時間: 2019-05-05    作者:儲著武    來源:國史網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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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國務院統一領導的1956~1967年科學規劃工作包括兩個部分,即制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和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其成果分別為《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1956年印。)(以下簡稱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和《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1](以下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盡管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與十二年科技規劃工作同時進行,但結果卻大相徑庭: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沒有得到執行,影響極為有限;而十二年科技規劃執行得很好,影響極大。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之所以長期湮沒無聞,主要原因是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文本一直沒有公布,大眾對其情況無從知曉。(關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情況,一是部分人物傳記或回憶文章中有所提及,如周秋光的《劉大年傳》(岳麓書社2009年版)、劉導生的《從容憶往——95歲抒懷》(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于光遠的《周揚和我》(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二是部分論文中有所涉及,如李國強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發展歷程》(《理論導報》1999年第9期)、楊清明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規劃的演進軌跡及其走向判斷》(《重慶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薛倩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始末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201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六章中有所述及;等等。)即便如此,

  學界也決不能忽略乃至遺忘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重要作用。為此,本文擬對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做一歷史考察,希望推進對這個問題的研究。

  一、規劃緣起: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由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科學院、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科學處相繼成立,確立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2]但是,與自然科學相比,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更強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因此黨和國家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的領導會有所不同,這在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中的表現尤為明顯。

  (一)全國科學研究計劃性凸顯及解決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科學界人士都強調新中國要走計劃科學的道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形成的《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明確提出計劃科學的概念,強調“科學院必需負起計劃并指導全國科學研究的任務”。參見《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中國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更加重視計劃科學。

  1950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以下簡稱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頒布的《關于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的指示》明確指出,要重視科學研究計劃性,并認為這是科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之一。[3]

  自1953年起,中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1953年1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召開各大區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會議,強調文化教育工作要“按計劃辦事”,并著手制訂當年工作計劃。(《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1955年編印,第3頁。)9月,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綜合大學會議,指出綜合大學要開展科學研究工作。[4]11月,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各研究所所長會議,分數學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生物科學與地質地理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5個組總結了當年各所科學工作計劃的完成情況。[5]但是,在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下,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以及其他科學研究機構之間該怎樣分工并按計劃工作是一個全新問題。為此,中共中央、政務院(1954年9月改為國務院)以及中國科學院進行過多次討論與研究,其中有三次最為重要。

  第一次是中國科學院黨組明確提出制訂全國科學計劃的建議。1953年11月1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于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報告分析了中國科學院領導全國科學事業面臨的困難,并向中共中央建議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內成立專門機構,負責綜合審查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6]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在政務院召開的第204次政務會議上又提出由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綜合審查科學研究計劃的建議,得到批準。[7]3月8日,中共中央對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做出批示:“國家計劃委員會應負責審查科學院、生產部門及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的計劃,以便解決科學研究和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以及各方面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分工與配合的問題”。[6](p.167)這個批示對于此后科學規劃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次是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討論了全國科學研究計劃的問題。1955年6月1~10日,中國科學院召開學部成立大會。這次大會重點討論了全國科學研究計劃問題,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針對全國科學研究計劃性不足與存在盲目性的問題,建議“加強科學工作的計劃性,研究并制定我國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8]。6月10日,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通過的《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總決議》指出:“全國科學事業的規劃亦應協同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國家計劃委員會、高等教育部從速制訂。全體學部委員應積極參加這些工作”。(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印,第172頁。)9月20日,中國科學院向國務院遞交了《學部成立大會工作總結報告》,提出:“為了加強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性和對科學院、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科學研究工作進行審查、平衡,建議國家計劃委員會早日設立科學工作計劃局以統一管理這方面的工作”。(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5年)》,第213頁。)

  第三次是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決定加快制訂全國科學研究計劃。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強調中國要在短期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方法是“全面規劃”[9]。至于怎樣進行規劃,周恩來指出:“國務院現在已經委托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會同有關部門,在三個月內制定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黨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須確定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9](pp.39,41)

  我國科學研究計劃問題自1953年正式提出,但是直到1956年初這個問題才得到初步解決。與當初設想不同的是,為了加強對全國科學計劃工作的領導,并沒有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內成立科學計劃工作機構,而是在1956年3月14日專門成立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負責其事,陳毅為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為副主任,委員共35人,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郭沫若、周揚、陳伯達、張稼夫、潘梓年、錢俊瑞等。[10]此后,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加速開展起來。

  (二)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提出

  1955年6月2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在學部成立大會上指出,哲學社會科學部是“領導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各研究所工作的機構,同時應當推動全國各方面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起組織和指導的作用”,必須要“有計劃地進行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1956年編印,第41頁。)

  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在內的一切部門都要制訂遠景規劃。[9](pp.41~42)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懷仁堂聽取了中國科學院吳有訓、竺可楨、嚴濟慈、潘梓年4位科學家的報告。[11]潘梓年指出:“目前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訂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其中也包括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遠景規劃。在這些規劃中將要規定采取措施,在一定的時間內把應當建立的學科建立起來,在研究機構的規模、專家的人數、研究的成果等方面接近蘇聯的先進水平。只有這樣,才能基本上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并對世界科學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12]可以說,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

  二、明確路徑: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部署

  國務院雖然解決了科學規劃工作體制的問題,但如何部署以及開展工作則需要結合我國科學研究的現實條件才能進行。

  (一)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統一部署

  1956年1月31日,國務院召開了制訂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動員大會。在動員會上,李富春做了《關于制定科學技術遠景規劃問題的報告》,闡述了制訂遠景規劃的目的、要求、原則及內容等。由于原始文獻缺乏,只能從《科學通報》的報道了解其內容,有關材料如下:

  擬制遠景計劃的總的方針和要求是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方面最短缺而又急需要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末期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遠景規劃中將對12年內應該建立哪些重要的急需的空白學科作出具體的規定,并將提出在12年內應該進行研究那些綜合性大問題以及在國家建設方面和科學發展方面有重要意義的中心問題。生產上一部分重大技術問題的研究也將列入規劃。遠景計劃里還將規定科學研究工作中人力、機構的配備與發展的步驟,確定各個學科發展的速度、研究機構的地區分布,確定科學院與生產部門、高等學校之間的分工與配合方案。

  整個規劃工作將分幾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中由科學院與各部分別提出初步規劃。中國科學院第一階段規劃工作自一月中旬開始,到二月下旬已基本結束。規劃工作是按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等四個學部分別進行的,各學部還按學科小組進行了分組討論。全國各地各個部門的很多科學家都以極高的熱情到北京來參加了這項工作,在工作中他們還得到了蘇聯和其他各兄弟國家的專家們的大力幫助。經過反復的討論,各學部都已提出了初步的規劃草案,并就各個學科和中心問題的重要性、國內外情況、工作的內容與步驟等編寫了詳細的說明書。初步規劃草案中還包括了具有全國性意義的各項重大的綜合性問題。[13]

  對于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情況,李富春提道:“社會科學的遠景規劃,已由中宣部主持進行”[14]。因此,李富春的報告雖然是關于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工作,但他提出的要求同樣適用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據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在日記中記述:“(1956年)1月31日上午攜尹達、侯外廬赴懷仁堂聽李富春、陳毅關于科學工作遠景規劃報告,至一時始歸”。[15]顯然,這次動員會的參加者不僅包括自然科學工作者,還包括社會科學工作者。

  (二)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組織領導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雖然具有負責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職能,但其成立之后將工作重點放在了十二年科技規劃方面,無暇顧及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對此,于光遠表示:“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雖然也納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管轄的范圍,但陳毅同聶榮臻都知道這件工作有中宣部在領導,因而從不過問此事”。[16]

  中宣部領導制訂的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自1955年底就已經開始著手進行。為了完成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制訂工作,中宣部還專門成立了由周揚、胡繩、張稼夫、潘梓年、楊秀峰、錢俊瑞、董純才、楊獻珍、于光遠組成的“研究制定發展哲學和社會科學十二年計劃九人小組”(以下簡稱“九人小組”),周揚為負責人,[17]中宣部科學處負責具體辦事。“九人小組”中除楊秀峰(高等教育部部長)、董純才(教育部副部長)外,其余幾人都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而此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不僅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領導機構,還負有組織和指導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職責,因此,在中宣部領導下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負責制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較為適宜。

  (三)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步驟

  1955年9月15日,中國科學院第39次院務常務會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關于制訂中國科學院十五年發展遠景計劃的指示》。指示對遠景計劃的內容、程序提出了明確要求,并指出:中國科學院十五年遠景計劃是全國科學計劃的基礎,要“把計劃做好”。[18]

  12月15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第54次院務常務會議,其中一項議題是“關于貫徹國務院全面規劃我國科學事業的指示”。會議指出,在新的發展形勢下,“國務院要求科學院對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進行全面規劃,提出盡快發展科學事業的各項措施”,“為了完成這個迫切的任務,會議決定由各學部通過各學科小組分別進行工作,在十二月底前提出各項有關資料和對于規劃的意見,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再作深入的研究,提出方案報國務院”。(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印,第124頁。)

  1956年2月7日,中國科學院第6次院務常務會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1956年工作安排》,要求3~4月以學部為主,“集中一部分科學家參加審訂全國科學發展十二年遠景規劃”()。哲學社會科學部是中國科學院四個學部之一,中國科學院對各個學部制訂科學規劃工作步驟的要求,實際上也是對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步驟的要求。

  三、付諸行動: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歷程

  根據國務院對于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部署以及中國科學院對于各個學部開展工作的要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準備階段(1955年底至1956年1月)

  1955年12月27日,“九人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決定按學科和問題另設11個小組,由各小組分別提出各學科的發展計劃、包括的項目以及培養研究人才等。會議還決定,各小組應在1956年1月4日以前擬出計劃大綱(或初步意見),經過各組

  充分討論后于1月底前將比較完備的計劃草案送交“九人小組”,并要求中宣部科學處派人參加。(《研究制訂發展哲學和社會科學十二年計劃九人小組第一次會議紀要》,1955年12月28日。)這次會議標志著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正式開始。會后,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了分學科座談會,了解各學科的情況,分別擬訂各學科的規劃草案,并以此為基礎制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二)加快擬訂階段(1956年2~6月)

  1956年2月3日,為了加快推進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中宣部領導下成立了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專門負責制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第374頁。)劉大年任辦公室主任。[19]2月21日,全國考古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劉大年在會上做了關于十二年社會科學規劃的報告,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了“這次制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重要性,并說明了科學規劃的步驟和內容,以及在規劃中所碰到的問題”。[20]3月12日,周恩來聽取了十二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匯報。[21]到4月底,哲學社會科學大部分學科擬出了各自的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

  1956年6月,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將各個學科的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匯總形成了《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6月11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討論草案(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見。“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有哲學、經濟學、法學、國際問題、歷史學、考古學、少數民族研究、教育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中國自然科學和技術史、檔案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等十五個學科在北京的七百五十多個科學家”。[22]6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等接見了參加全國科學發展規劃工作的科學家。據譚其驤在日記中記述:“下午二時出發赴西苑大旅社,規劃會之招也。二時半轉赴懷仁堂,在草坪上排隊候攝影,陽光甚烈。候半時許。毛主席偕朱副主席、周總理、郭院長等至,四時攝影而散。”[15](p.57)部分哲學社會科學家如駱耕漠、夏鼐、狄超白、劉大年、費孝通、白壽彝等也參加了這次接見。[19](pp.210,215)6月18日,郭沫若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指出:“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工作是今年二月初開始的,沒有采取大批集中的辦法。先由京內和少數京外的專家們分別就各項重要科目擬出重要的研究問題和在十二年之內必須寫出的重要著作。在這個基礎之上再提綱挈領地歸納成為一個總的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除學科別的重要問題和重要著作之外,還舉出了若干項全面性的重要工作;對于干部培養和機構建立也作了一個通盤的估計。這個總規劃草案和學科別的規劃草案,將交到全國各地請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人員進行討論,在全面地征集意見并加以斟酌損益之后,使規劃草案成為定稿。這個辦法可以說是由分而合,但精神是一致的。經過了全面討論的哲學社會科學的規劃草案同樣是集中了科學家們的集體智慧,而在草擬規劃和討論規劃過程中也使科學家們獲得了全局觀點,能夠更好地使理論和實際結合,在統一規劃之下得到妥當的分工合作”。[23]

  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哲學社會科學家為標志,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制訂工作基本完成。1957年5月23~30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其工作報告中指出:“1956年上半年,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領導下,由全國上千位科學家,分別制訂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草案和1956~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24]筆者曾經收集到一份《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標示時間是“1956年6月”。據此,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完成的時間應是在1956年6月。

  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規定,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研究工作的總任務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研究和總結我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研究我國的歷史,整理和研究我國的科學文化遺產,同時研究世界文化的優秀遺產,吸收世界科學研究的新成果,在和革命實踐結合中,在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斗爭中,來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各知識部門的發展和繁榮”。(《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第1頁。)其內容由四部分組成:“說明”、“各學科的重要問題和重要著作”、“幾項重要工作”、“干部的培養和研究機構的設立”,包括哲學、經濟學、法學、國際問題、歷史學、考古學、少數民族研究、教育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中國自然科學和技術史、檔案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15個學科。(后來又增補了新聞學。參見里海、陳輝編:《中國科學院(1949~1956)》,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8頁。)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制訂的第一份全國性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明確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分學科提出了研究的重要問題與重要著作,同時還明確了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各種措施(包括圖書資料、社會調查、人才隊伍培養、機構建設等),其開創性意義毋庸諱言。

  四、后續進展: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通過及執行

  1956年6月,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制訂完成后,接下來的工作是征求各方面意見,修改完善后經國務院批準實施。

  (一)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征求意見的情況

  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完成后,中宣部將其發往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或文教部,組織當地教學和研究人員討論,廣泛征求意見。1956年9月,各省、市、自治區的意見陸續匯總到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同時,哲學社會科學部所屬機構以及參與規劃工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者也進行了討論,如9月13日,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第八次學部常委會議討論規劃草案初稿。(《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第383頁。)10月10日,呂叔湘致信劉大年:“在上半年草擬規劃草案的時候,跟俄語和西語方面的人交談,都認為外國語的科學研究要有一個領導機構。他們要求語言所擔任,我告訴他們語言所在這方面毫無基礎。如果要發展這一部分,就必須調人,而調人是無多大指望的,不如各有關學校聯合籌備一個研究所,放在科學院系統或由高等教育部領導都無不可”。[25]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征求的意見大體上包含四個方面內容:一是總的意見,如關于規劃的方針和任務、關于規劃包括的學科及各學科之間的關系、關于實現規劃的組織領導問題、關于組織研究力量的問題等;二是關于各學科的重要問題和重要著作的意見;三是關于幾項重要工作的意見;四是關于干部培養和研究機構設立的意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各省市討論“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意見總匯》,1956年9月。)囿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具體說明。

  1956年8月下旬,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了擴大會議,“對自然科學方面的科學規劃工作做了總結性的討論”,[1](p.428)最終形成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及其四個附件。10月29日,陳毅、李富春、聶榮臻聯名向中央呈交《關于科學規劃工作向中央的報告》,建議保留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專門負責全國科學規劃工作。12月22日,中共中央就陳毅等人的報告連同十二年科技規劃轉發各地征求意見。[1](p.425)但是,這次轉發文件并不包括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此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還處在修訂完善階段。

  (二)通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陳毅等人建議保留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從科學體制層面解決了全國科學規劃工作的體制問題。1957年5月10日,國務院第48次全體會議明確規定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的7項任務:“負責監督遠景規劃的實施,特別是重點研究任務的實施”;“負責編制科學研究的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成為整個國家計劃的組成部分”;“解決各個系統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重大協調問題”;“負責研究和解決科學研究工作中重要的工作條件問題(如圖書、儀器等)”;“負責統一安排科學研究工作的國際合作問題”;“管理全國重點科學研究工作的基金”;“統籌安排高級專家的培養、分配和使用的計劃,以及爭取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家的工作和回國后的工作問題”。[26]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強調“社會科學方面行政上科委管,思想工作還由中宣部抓”[27]。此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加強了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工作。

  1957年6月13~15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重點討論了關于哲學社會科學統籌安排的問題。13日上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發言中指出:“現在的關鍵在于實施這個規劃。要做很多的組織工作,解決一些必須解決的問題”。為此,他提出:“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部分。規劃委員會的委員,也包括這兩方面的人選。我們認為,為了便于工作起見,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的問題應當由全體會議來討論和決定以外,可以授權社會科學方面的委員單獨舉行會議,討論和決定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問題。規劃委員會有許多工作,是要依靠各專業小組來進行的。根據自然科學方面已有的經驗,設立專業小組是可行的。規劃委員會現在準備先行設立哲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文學、語言學、國際關系、少數民族問題、社會問題等十一個專業小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專業小組的任務,是就下列問題進行研究,向科學規劃委員會提出建議:(一)關于本學科規劃的實施問題;(二)關于本學科研究工作的協調問題;(三)關于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專業設置問題;(四)關于本學科的專家分配和接收大學畢業生到研究工作崗位的問題;(五)關于本學科的重要的譯著的出版問題。由于在這一方面我們還缺少經驗,以上意見是很不成熟的,是否可行,希望會議予以討論。”[28]13日下午,哲學社會科學小組舉行會議討論實現十二年遠景規劃下半年應該著手進行的工作,包括成立學科專業小組,成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等問題。[29]此次會議對于“爭論已久的科學工作體制問題,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委員們一致同意聶榮臻副總理在大會講話中所提出的:我國統一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是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地方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的。在這個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則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的基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代表哲學社會科學組發言,“對聶榮臻和周揚的講話和發言表示同意”。[30]聶榮臻在總結發言中強調:“關于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進一步安排,科學規劃委員會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委員將專門開會討論,委員會并將組織專門的辦公機構來處理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工作。”[31]經過討論,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哲學社會科學小組原則上通過了《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草案)》。[32]此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了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辦公機構并開始工作。

  1958年3月5~12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第五次會議,委員會副秘書長姜君辰做了《爭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重大發展》的報告,其中專門提到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方面的情況:

  哲學社會科學組織工作方面,從去年十月起,國務院科委建立了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辦公機構,到現在已經五個月。在這五個月中,我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先后成立了中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哲學、經濟、歷史、文學、法學、教育等七個專業小組,其中一部分已開始進行工作。另外還有國際關系、語言、考古和民族等專業組和世界各國歷代重要著作翻譯出版規劃小組也在準備成立中。

  第二件是對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草案)進行了修改。這次修改的主要根據有二:一為去冬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在同蘇聯協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合作時,蘇方有關專家曾對我們的綱要草案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二為由于一年多來我國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某些原有綱要草案的內容必須加以修正和補充。這次修改工作是綱要各部分原執筆人和有關專家的又一次集體創作,并且還征求了在京科委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委員們的意見。但因時間比較倉促,不足和不妥之處在所難免,仍需在今后的生活實踐中不斷加以必要的修正和補充。現在我們要把這個修正草案提請科委五次會議審議……(《中國科學院年報(1958)》,中國科學院辦公廳1960年編印,第38頁。)這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室1958年編印。)自1956年2月起,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開始擬訂,其間經歷了兩年多時間,最終才由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

  (三)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沒有得到執行

  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印發以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以及各省市執行情況如何呢?

  1957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33],反右派運動開始,并很快波及科學界,部分社會科學家受到批判。恰在此時,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了第四次擴大會議。9月6日,國務院舉行第57次全體會議,“批準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聶榮臻關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的報告”。[34]這次會議同意周揚的意見,確定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1957年下半年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工作要點以及今后將要開展的工作。[35]1958年3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召開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又掀起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大躍進”,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以及政府研究機構提出了規模龐大的“紅專計劃”、“個人計劃”,這些龐大的計劃與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所確定的任務相距甚遠。[36]由于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被“束之高閣”,沒有得到執行。這種變化是當初規劃制訂者始料不及的,尤其是一部分社會科學家因為提出了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其中包括對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一些意見而受到批判,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遭遇曲折。但必須指出的是,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部分任務后來在客觀上得以完成。比如,部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相繼成立;一些學科資料整理工作得到開展以及創辦了一些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刊物;規劃中提出的要培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與高等學校里得到了落實;開展了編纂地方志和百科全書的工作;等等。

  結語

  由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沒有得到執行,以致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長期不為外界所知,即便如此也決不能完全否定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以下兩點值得重視:

  第一,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開創了當代中國制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先河。1956年,黨和國家組織如此大規模的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以前從未有過,其開創性意義不容否認。這次規劃工作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則以及學科研究方向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要堅持黨的領導,要注意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重視對黨和國家重大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研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要分學科來進行,要重視缺門學科的發展;等等。

  第二,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貫徹落實了“百家爭鳴”的方針。1956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百家爭鳴”[11](p.571)的方針。在制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積極提出對規劃的意見和建議是對“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落實。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制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初步實踐,這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得以繼續進行。但毫無疑問,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源頭。

  [參引文獻]

  [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頁。

  [2]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頁。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頁。

  [4]《綜合大學即將展開科學研究工作》,《科學通報》1953年第12期。

  [5]《中國科學院召開所長會議根據總路線討論今后工作方向》,《科學通報》1953年第12期。

  [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

  [7]郭沫若:《關于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科學通報》1954年第4期。

  [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頁。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頁。

  [10]《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人民日報》1956年3月15日。

  [1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6頁。

  [12]《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潘梓年副主任講稿》,上海市檔案館:A23-2-75-57。

  [13]黎功德:《我國科學界開始制訂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科學通報》1956年第3期。

  [14]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頁。

  [15]葛劍雄編著:《譚其驤日記(珍藏版)》,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頁。

  [16]于光遠:《周揚和我》,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

  [17]儲著武:《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史論(1949~195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頁。

  [18]《中國科學院關于制訂中國科學院十五年發展遠景計劃的指示》,《科學通報》1955年第11期。

  [19]周秋光:《劉大年傳》,岳麓書院2009年版,第210頁。

  [20]樓宇棟:《考古工作會議》,《科學通報》1956年第4期。

  [2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頁。

  [22]《七百多位科學家在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上熱烈討論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光明日報》1956年6月12日。

  [23]《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郭沫若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6月19日。

  [24]《二年來主要工作情況和對今后工作的幾項建議——中國科學院向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出的報告(摘要)》,《科學通報》1957年第12期。

  [25]王玉璞、朱薇編:《劉大年來往書信選》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

  [26]《科學規劃委員會任務已經國務院批準》,《光明日報》1957年5月12日。

  [2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頁。

  [28]周揚:《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科學通報》1957年第22期。

  [29]《逐步解決科學界當前反映出來的重大問題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會議開幕聶榮臻主任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光明日報》1957年6月14日。

  [30]《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會議結束科學工作體制等四大問題開始解決》,《光明日報》1957年6月16日。

  [31]《科學將在新的條件下向前發展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結束》,《人民日報》1957年6月16日。

  [32]《努力實現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光明日報》1957年6月23日。

  [3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頁。

  [34]《國務院會議通過救災工作指示批準科學規劃委員會擴大會議的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9月7日。

  [35]聶榮臻:《關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的報告》,《科學通報》1957年第22期。

  [36]儲著武:《厚今薄古:1958年歷史學大躍進》,《安徽史學》2017年第1期。

  [作者簡介]儲著武,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鄭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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