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首頁 - 加入收藏 - 網站地圖
 
重要新聞 | 影像記錄 |  教育指南
中國概況 | 人物長廊 | 大事年表
國史珍聞 | 圖說國史 | 60年圖片
專題研究 | 理論指導 | 政治史 | 經濟史 | 征文啟事 | 學 者
學術爭鳴 | 學科建設 | 文化史 | 國防史 | 地方史志 | 學 會
論點薈萃 | 人物研究 | 社會史 | 外交史 | 海外觀察 | 境 外
特別推薦 | 文 獻 | 統計資料
口述史料 | 圖 書 | 政府白皮書
檔案指南 | 期 刊 |  領導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境外當代中國研究
《中國季刊》視域下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1978~2002年)
發布時間: 2018-11-01    作者:付正    來源:國史網 2018-09-25
  字體:(     ) 關閉窗口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但與此同時,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一切都吸引了海外學者的目光。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成為海外當代中國研究的熱點。絕大多數的海外學者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效持肯定態度,他們深入研究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背后的原因,分析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并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做出分析和預測。

  1960年在倫敦創辦的《中國季刊》是海外當代中國研究領域頗具代表性的刊物,該刊自1978年以來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保持了密切關注。《中國季刊》每年出版4期,1978~2002年間共出版了100期,累計刊載了824篇文章。其中,關于經濟發展的文章有155篇,關于政治的有139篇,關于社會的有135篇,關于港澳臺地區的有84篇,關于國際關系的有70篇,關于1949年以前歷史的有62篇,關于軍事和國家安全的有31篇,關于文學、藝術和編史學的有30篇,關于法律事務的有26篇,關于地理和環境的有25篇,其他主題有67篇。可以看出,關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一直是海外學者高度關注的研究熱點,尤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季刊》上刊載了大量關于該主題的文章,其中包括4期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專刊,即1984年第100期“中國經濟調整期”專刊、1988年第116期“后毛澤東時代中國食品和農業發展”專刊、1992年第131期“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經濟”專刊以及1995年第144期“中國的經濟轉型”專刊,2002年以后關于該主題的研究成果有一定減少,也未再出版經濟相關主題的專刊。因此,本文對1978~2002年間《中國季刊》上發表的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文章進行梳理和述評,以期為學者進行相關問題研究提供借鑒。

  一、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中國季刊》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海外學者善用各種統計數字來證明中國經濟帶來的一系列巨變,并使用“奇跡”、“非凡的”、“顯著的”等詞語來描述中國的改革成就。可以說,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極大地改變了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形象。正如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F·登伯格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的文章中所說:“當我剛開始研究50年代初的中國經濟時西方經濟學家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怎么能夠養活所有的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執政50年的今天,我們必須尊重且由衷的敬佩他們不僅養活了比建國時兩倍還多的人口,而且讓中國人用上了手表、洗衣機、縫紉機、彩電和錄音機。還有一小部分中國人用上了移動電話、電腦,甚至開上了私家車,而且這些人的數量在迅速地擴大。”[1]

  在對中國經濟改革成就的分析中,海外學者指出衡量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與否最直接的一個指標就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美國蘭德公司的咨詢顧問葉公節通過對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口增長率的比較研究發現,除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1962~1965年間中國的經濟由于從戰亂和經濟災難中恢復而獲得了迅速增長以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沒有哪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能超過80年代。[2]羅伯特·F·登伯格提出,毛澤東制定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獲得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直到改革開放后中國GDP的增長率才提高到9.8%。[1](p.610)

  經濟的迅速發展帶來的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人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迪通過對1978年前后中國人的消費和生活水平的比較研究后發現,從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后到70年代末,中國人均消費比率的增長比較緩慢,而當70年代末期實施了經濟調整戰略后,中國的國民收入以及主要農業、制造業消費產品的人均供應量都有了顯著增加,人們的實際收入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3]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學高級講師約瑟夫·C·H·柴在對90年代中國人的生活和消費情況的研究中指出,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十多年來,中國的人均消費年均增長7%,是改革開放前增速的3.5倍,市民的生活水平也比改革開放前夕提高了2倍多。不僅如此,中國人消費結構也有了顯著的改善。[4]美國著名漢學家白魯恂則從經濟改革如何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的視角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改革開放后20年中使2億多人口成功脫貧。[5]

  海外學者在充分肯定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的同時也十分注重探索這一系列成就背后的深層原因。出于歷史和政治等原因,海外學者經常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中國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的情況進行比較。他們驚奇地發現,當蘇聯及東歐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和人民實際收入不斷縮水的境況時,與深陷轉型漩渦中的緩慢行走的蘇式“恐龍”相比,中國則像一只飛速奔跑的“猛虎”。[6]為什么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會產生如此不同的效果?中國有哪些獨特的成功經驗?海外學者從不同的分析視角進行了論述,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觀點:

  1.“先天優勢論”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其本身具備的一些前提條件和基礎,即“先天優勢”有利于各項改革措施的實施和發展。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魏昂德通過對比中國和蘇聯面臨的改革任務及前提條件后指出,中蘇兩國存在很大不同,相比之下中國經濟改革具有很多“先天優勢”。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區別就是部門構成上的不同:在改革之初中國75%的勞動力都在農業領域,而蘇聯75%的勞動力都在工業部門。由此可見,蘇聯在改革之前已經是一個基本城鎮化的工業社會了,而中國因為工業化程度較低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可以通過資本投資獲得早期工業化的發展。除此之外,魏昂德認為,中國地處東亞,有地緣優勢。正是因為中國享有的種種“先天優勢”使其改革進展得更為順利。[6](pp.971—972)

  此外,一些學者還提到中國的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在經濟改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懷默霆通過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根源的研究后指出,盡管改革開放以前海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家庭蘊含的孝順、維護傳統習俗、利用“熟人”關系做生意等理念對于現代經濟的發展而言是一種阻礙,但隨著中國改革步伐的不斷推進,中國的農村家庭重新成為首要的農業生產單位。而且,隨后實施的諸如重新賦予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鼓勵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各種非農業經營等一系列制度創新都激活了農村家庭中固有的“企業家”潛力。因此,他認為,中國的家庭和親屬關系對中國近年來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而且家庭成員們對家庭的忠誠也可以整合成經濟發展的動力。[7]

  但也有學者對“先天優勢論”提出質疑。比如,英國劍橋大學嘉治商學院終身教授彼得?諾蘭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伯特?安希都認為中國改革前的很多條件和基礎并沒有那么樂觀。比如,中國耕地面積不足、國民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科學技術專家,而且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均收入都趕不上蘇聯,等等。此外,中小型工業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較大的作用以及很多工業基地都地處偏遠山區等也都是改革開放前遺留下來的一些典型特征。因此,他們認為從經濟和制度遺產來看中國與蘇聯相比并沒有明顯的“先天優勢”。[8]

  誠然,海外學者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先天優勢”的討論有助于更加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經濟改革前夕中國的各項基礎條件以及它們在經濟改革進程中發揮的作用,為其他國家學習和研究中國發展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鑒。但過分強調“先天優勢”在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主導性地位,而忽視改革的領導者、改革路徑以及改革舉措等因素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則容易以偏概全,難以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全貌。

  2.“毛澤東遺產論”

  與上一觀點相似的是,持“毛澤東遺產論”觀點的學者也采取了“前溯”的分析方法,即向前追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根源。只不過持“先天優勢論”的學者強調中國自身具備的一些“先天優勢”,而持“毛澤東遺產論”的學者則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制度以及社會遺產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根基。

  在分析“毛澤東遺產”對經濟改革的作用時,一些海外學者傾向于采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路徑依賴”的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教授戈迪溫認為“路徑依賴”理論與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提倡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十分契合。他認為:“如果你過河的時候需要摸著石頭就意味著你受到了所找到的模式的限制。你不能把石頭按照你想要的方式來投擲,你必須接受它們原來的樣子,因此構成改革政治基礎的制度就是過去改革的結果。”在他看來,毛澤東時代將企業的管理權移交給地方等措施賦予地方必要的自主權,這促使了地方政府能夠很快適應改革帶來的各種機會并且取得驚人的增長業績。總之,毛澤東時代中國地方政府擁有的資源、技術和組織等都是同期的蘇聯所不具備的,而且這些制度和技術蘊含很多市場元素。因此,戈迪溫認為,毛澤東采取的一系列舉措為鄧小平的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9]

  美國著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匹茲堡大學經濟學和歷史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10]與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路易斯?普特曼[11]也贊同上述觀點。而拉迪則認為,在毛澤東時代提倡的勤儉節約的作風使中國在開始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時候并沒有嚴重的國際債務或者較低的信用評級。[12]

  此外,還有一些海外學者認為毛澤東留下的“遺產”一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發揮著警示作用。彼得?諾蘭和羅伯特?安希認為,改革開放前夕包括計劃經濟的結構性缺陷、部門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以及低效率、低水平的生產力等問題的存在,促使中國的改革者們能夠明確改革理念,從各種問題出發制定政策,并將維持政治穩定作為根本的前提,倡導發揮市場的作用以追求經濟按比例、平衡的發展。[8](pp.980—998)香港嶺南大學學者郭益耀在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年來在工業領域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的原因時強調,正是總結“文化大革命”這一深刻教訓為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的快速增長奠定了基礎。[13]

  托馬斯?羅斯基認為:“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改革之初的條件是很不一樣的,也正是因為這份與眾不同使中國的改革模式在其他地方并不一定能獲得積極的效果”。[10](p.1168)因此,相當一部分海外學者認為,有著深厚歷史背景和路徑依賴的中國改革經驗很難被其他國家所效仿。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不再將自由市場體制和私有化看作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他們逐漸認識到了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根基對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的“長期效用”,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認識也更為全面。

  3.“漸進式改革路徑論”

  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沒有選擇蘇聯、東歐實行的“大爆炸”和“休克療法”,而是選擇了一條漸進式改革路徑,即在維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進行逐步的經濟改革是中國能夠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彼得?諾蘭和羅伯特?安希認為,蘇聯的失敗主要源自其全盤接受外國顧問和評論員建議的“正統的轉型”政策,即其領導人選擇的“公開性”和“新思維”的政治改革,以及緊隨其后的“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將蘇聯推上了一條悲劇性的改革之路。而中國改革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于“選擇在維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進行改革。[8](pp.997—998)

  不少學者都認為,中國沒有在一個時間段內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是取得成功的關鍵。一方面,目標的專一性使中國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只需要應對一個主要的轉型,即從指令性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而不用像蘇聯、東歐國家一樣面臨著令人生畏的“雙轉型”局面。另一方面,穩定的政權和政治環境對于改革的成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魏昂德認為,中國和蘇聯、東歐國家選擇不同的改革路徑的本質區別在于,“蘇聯、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的私有化”使其政權瓦解,而中國漸進式的改革則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共產黨能夠長期執政。事實證明,中共長期執政能夠很好地執行、實施經濟政策,而如果在一個不穩定的民主制國家則不能做到這一點。[6](pp.972—975)

  此外,還有一些海外學者對中國漸進式改革策略的來源和具體實施途徑進行了探討。一些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在實施農業和對外貿易政策時允許并提倡新的經濟形式與舊的經濟形式一同發展是中國的改革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戈迪溫還認為,鄧小平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中汲取了教訓。[9](pp.1108~1109)

  當然,“漸進式改革路徑論”也遭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比如,有著“休克療法之父”之稱的杰弗里?薩克斯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胡永泰認為,盡管中國的領導者對于私有化和價格改革非常謹慎,但事實上,他們在農業領域實行的就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爆炸”式的改革(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此,他們認為并不是漸進主義的改革,而是這項在農村的“大爆炸”才是最開始促使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因素。[6](p.965)盡管絕大多數海外學者認為中國選擇的漸進式改革路徑促使中國的改革走向成功,而且這一觀點在國內學界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但是薩克斯和胡永泰等學者的觀點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角度。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的劃分標準到底是什么?將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路徑分別歸納為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的二分法是否過于簡單?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4.“改革創新實踐論”

  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獲得成功既不是源于其“先天優勢”,也不是受到毛澤東時代“遺產”的影響,而是因為中國領導人在改革中通過不斷摸索形成的創新實踐。斯坦福大學中國項目主任戴慕珍認為,中國領導人采取的一系列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措施才是促使改革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盡管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都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但“由于中國發展了獨特的權力下放模式并伴隨著適當的激勵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發揮了作用。而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則繞開了地方政府從中央直插地方企業,使得地方難以發揮管理經濟的職能,進一步加速了蘇聯的解體。因此,她認為,中國的經驗揭示出適當的權力下放和必要的激勵機制是調動地方發揮積極性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控改革的內容和速度也是中國改革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14]

  不少海外學者發現,中國在改革過程中采用的一些獨具特色的改革舉措為推動經濟改革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把農村作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被譽為英國現代中國經濟研究奠基人的倫敦大學教授肯尼斯·R·沃克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把農業發展擺到了經濟發展的首要位置,通過實施一系列的農業政策改變了過于集中的經營管理模式,倡導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同時在農村實施激勵機制,使經濟調整期間人均糧食產量顯著提高,棉花和其他糧食作物的產量更讓人印象深刻。[15]

  郭益耀也對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做出了積極評價,他認為一系列的改革使“農業生產的產值獲得了顯著提高,1978~1986年8年間農產品的生產總值趕上了1957~1978年21年間的總和。中國農業產量的提高和農產品的多元化顯著提升了農民們的生活水平……農民們在1986年的個人收入和消費水平比1978年增長了2.5倍,同期城鄉居民個人消費差距從1∶3.2縮小到1∶2.6”。[16]海外學者普遍認為,對于一個農村人口占80%的農業大國而言,將農村作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意義重大,而且農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為中國經濟的騰飛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同時,也有一些海外學者注意到了中國特有的鄉鎮企業既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非國有部門中“占比最大且最具活力的部分”,對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9](p.1116)

  除了上述因素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外,還有一些海外學者談到了解放思想是中國開啟經濟改革之路的首要前提。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著名比較政治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沃馬克就對奏響改革開放序曲、開啟思想解放大門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做出了積極評價,他認為這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使中國共產黨的注意力重新轉移到發展生產力和建設“四個現代化”上來,并且為改革開放各項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據。[17]

  在解放思想的基礎上,中國領導人積極引入大量外國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是經濟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與政治科學教授傅士卓認為,“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那樣,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參與國際貿易中獲得如此大的收益。在第九個五年計劃(1996~2000年)的實施過程中,中國的資本進口達到了290億美元,為創造就業、引進新技術、改善管理和打造企業家精神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國的入世將會進一步促進這一趨勢的發展”。[18]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經濟學教授巴里?諾頓則從智庫研究的視角提出,聚集了諸多經濟學家們的中國經濟智庫為20世紀80~90年代政府各項重要經濟政策、決議的制定和出臺提供了重要的意見和建議,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

  從總體上看,海外學者看到了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一系列顯著成績,同時也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進行了比較全面且深入地剖析,既從中國和蘇聯、東歐國家比較的視角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一些獨特優勢,也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分析了其對改革產生的影響,此外還從改革的路徑選擇和具體的改革措施中梳理了一些獨具中國特色的成功經驗,對國內學界總結和梳理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經驗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二、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得到了海外學者的充分肯定和贊譽。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也引發了他們的高度關注,很多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表示出深深的憂慮和懷疑。這些問題會對中國的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海外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進行了深刻剖析。

  第一,海外學者對制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其中,他們關注最多的就是中國的人口問題。早在1984年,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分部主任巴尼斯特就對1978~1983年中國的人口政策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了詳細考察和預判。[20]1992年,羅伯特?安希和郭益耀提出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對經濟發展構成了威脅。[21]此外,葉公節也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首要嚴峻挑戰就是快速增長的人口問題。他通過對改革開放前后中國人口增長變化的研究發現,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口的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5%。他認為,如果中國人口繼續按照過去十年的速度增長下去的話,將會對經濟增長造成不良影響。[2](pp.511—512)顯然,90年代很多海外學者都認為如何適當地調整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長是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第二,很多海外學者指出,通貨膨脹也是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葉公節對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進行了分析:一是供給和需求差距的進一步拉大,超額需求而不是生產成本的提高是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二是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增長也是造成需求顯著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商業部門想要為固定投資和運營資本籌措資金以及中央政府想要彌補預算赤字,都造成了貨幣需求的增長。三是經濟改革的不連續性和不完整性也給通貨膨脹帶來了很大壓力。他認為并不是改革本身引發了這些問題,而是由于改革政策缺乏協調性導致的。[2](pp.533—541)此外,中國國營企業的虧損狀況也引發了海外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羅伯特?F?登伯格認為,盡管國家采取一些措施試圖扭轉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營企業虧損的局面,但這種調整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職工下崗,從而帶來了新的挑戰。[1](p.613)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穆嘉也表達了類似看法,他認為,中國政府應對國家資產凈值嚴重下降的狀況提高警惕,避免因金融體系崩潰而招致的經濟和政治危機。[22]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中國龐大且缺乏技能訓練的勞動力可能導致的大規模失業、教育資源緊張以及人口遷移等問題也會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第三,一些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引發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部分學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有所加劇、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約瑟夫?C?H?柴認為,在改革的第一階段(1978~1985年)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并沒有繼續拉大收入的差距,然而到了改革的第二階段(1985~1990年)隨著通貨膨脹情況日趨嚴重,人均消費的增長放緩,收入差距也進一步拉大。[4](pp.721—749)瑞典隆德大學東亞和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沈邁克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市發展不平衡狀況的增速比同期的農村增長更快。[23]此外,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日益凸顯的環境問題也引發了海外學者的探討。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經濟發展帶來的大氣污染、水土流失、土地侵蝕、植被減少、水質惡化等情況都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了阻礙。盡管有部分海外學者注意到90年代后中國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做出了種種努力,但他們仍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很多環境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而且環境治理的地區間差異也很大。例如,香港理工大學管理學院的盧詠宏、張楷遲和盧民強以及美國南加州大學索爾普萊斯公共政策學院的鄧穗欣在4位學者合著的文章中提到,中國政府絕大多數的環保措施集中于城市而忽視了農村,隨著在農村建立的工廠數量的增加,一些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逐漸顯現。[24]針對這種情況,一些海外學者呼吁中國政府應加大環保力度,完善環保體制和機制建設,轉變之前粗放型發展模式,在節約資源的同時大力開發新能源,進一步提高民眾的環保意識,發揮民間環保組織的積極作用。

  第四,還有一些海外學者認為,部分官員的腐敗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道路上的嚴重阻礙。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認為,腐敗現象的出現主要是過時的監管體系與逐漸市場化的中國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導致的。[25]美國權威反腐專家、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中國經濟政治研究中心政治系教授安德魯.魏德曼也認為,如果腐敗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將會對國家機器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產生惡劣影響。[26]針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也有部分學者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葉公節認為,中國政府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應重點思考并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如何在不引發通貨膨脹的條件下保持資本的增長;如何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提高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并提高要素生產率的增長。[2](pp.513—514)

  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20多年前海外學者普遍認為的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諸如環境污染、貪污腐敗以及人口增長等問題很多都已經得到了有效緩解。比如,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顯著提高,環境治理的力度不斷加大,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不斷加強環境保護的立法建設,進一步完善環境保護的管理體系和制度建設,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在改善國內環境的同時,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為全球生態問題的解決貢獻中國智慧,被聯合國稱譽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行動的堅定支持者和積極實踐者”。針對腐敗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大力度正風肅紀、反腐懲惡,推動反腐倡廉建設形成長效機制,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反腐敗斗爭形成壓倒性態勢并得到鞏固發展,大大提升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滿意度、認可度,也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當然,海外學者提出的通貨膨脹、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海外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些思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依然有一定啟發的意義。

  三、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分析及評價

  盡管很多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和取得的輝煌成予以充分肯定,但也有部分學者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了憂慮。總的來說,海外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預測大體可以分為“積極樂觀型”和“消極否定型”兩種態度。

  (一)“積極樂觀型”

  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持“積極樂觀”態度的海外學者們能夠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給予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做出了樂觀的預判。羅伯特?F?登伯格認為,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受教育程度更高,他們不僅能夠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問題有更加客觀理性的認識,而且擁有相關知識和技能來解決這些難題。[1](p.615)他們并沒有否認中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通貨膨脹、財政不穩定、腐敗等問題,但是他們更傾向于將其看成是轉型過程中的“疾病”,而不是“不治之癥”。他們強調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積累性變化。例如,一些學者指出,雖然相對于其他部門中國國營工業的改革步伐慢一些,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也開始做出了一些調整,而且這種改變的速度也在逐漸加快。[6](p.969)

  此外,還有一些海外學者通過將20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恢復發展以及經濟的迅速增長與同期蘇聯、東歐國家出現的經濟停滯以及政權不穩定的情況進行比較研究后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取得了積累性的重大突破。他們還對持“消極否定”觀點的海外學者做出的關于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現存政治制度的融合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的判斷提出了質疑。例如,戈迪溫認為,“考慮到中國經濟改革之前遺留下來的各種特殊的制度遺產,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改革并不是完全不兼容的,至少在改革的初級階段體現的十分明顯”。[9](p.1131)戴慕珍也對此種看法表示了贊同,她認為,中國模式為轉型經濟以及后工業化經濟提供了很多實用的經驗和教訓,中國的發展經驗清晰的表明應該將建立更有效的政府作為目標,摒除國家和市場只能選其一的思維定式。[14](p.1131)另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將維持現有的增長速度,到21世紀初期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6](p.964)

  (二)“消極否定型”

  首先,那些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前景持“消極否定”態度的學者們通常認為中國的改革不管在覆蓋范圍還是所獲得的成績方面都非常有限,而且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存在很多嚴重問題。例如,白魯恂就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持“審慎悲觀”態度。他認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一些成就和進步,但是依然沒辦法逃避局部轉型的經濟帶來的各種嚴重的問題。中國要想實現其長期追求的現代化目標仍需經歷很多困難重重的日子。”[5](p.579)在那些持“消極否定”觀點的學者看來,中國面臨著國企改革引發的大量工人下崗、腐敗情況加劇等各種嚴峻的挑戰。

  其次,持“消極否定”態度的學者們往往將中國改革的有限性和試驗性歸因于中國的改革缺乏計劃性和清晰的目標。在他們看來,中國在改革的前十年并沒有將市場化作為改革的重點,最初的改革目標只是想通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修繕來提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只是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的。托馬斯?羅斯基認為:“中國的改革缺乏前后一致、有連貫性且事先已經規劃好的藍圖,這種計劃的模糊性增加了改革的不確定性,縱容了腐敗的產生并且造成了資金的浪費。再加上技術和市場的風險,潛在的投資者們必須承擔額外的來自政策變化而產生的壓力,這就會減少他們投資的積極性。”[10](p.1159)這種強調中國改革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觀點在80年代的西方學界十分流行。魏昂德認為,這種觀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諸如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耐等批判東歐國家采取局部改革觀點的影響。[6](p.967)

  實際上,那些對中國經濟發展持“消極否定”態度的海外學者往往傾向于將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諸如經濟不穩定、通貨膨脹、失業、腐敗等問題都歸因于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認為中國既定的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只有快速的實行私有化、自由化為核心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領域的改革才能克服轉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從他們的邏輯分析中不難看出,這些學者深受“制度決定論”的影響,他們將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都歸結為特定政治制度的產物,認為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通過徹底的改革來構建一套完美的制度體系,并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為判斷一個國家制度體系完美與否的標準,這一判斷明顯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

  誠然,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這是因為當經濟和社會關系發生重大結構性變遷時,現存管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滯后性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矛盾與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的轉型過程中也都出現過這種情況,很明顯這是屬于轉型中的問題,與政治制度本身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此,部分海外學者將轉型中的問題都歸因于制度問題,且否定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可以通過自我調整來應對轉型中的問題是有失公允的。

  總的來看,那些強調中國改革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看法在20世紀80年代的海外學者中更為流行,而隨著90年代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發展和經濟的迅速增長,不少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又重新充滿了信心,他們通過對比蘇聯、東歐改革路徑后更加認可中國采取的“摸著石頭過河”、循序漸進的改革道路。但是,也有部分學者對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讀。盡管中國采取的“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策略意味著在改革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要根據具體情況提出解決方案并允許在實踐檢驗中不斷調試既定的決策,但是這并不能說中國的改革缺乏清晰的目標。

  正如海外學者提到的,中國的改革最開始的目標就是希望通過改革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提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不是將社會主義制度推倒重來,更不是單純地追求市場化,這一目標是非常清晰、明確的,且貫穿改革的始終。這也是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沒有走回頭路的主要原因。當然,這一改革目標的確立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實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路線,更不可能采取快速的、一步到位的激進式改革,而只能實行按計劃、分步驟、循序漸進的改革模式,在長期的探索和反復的試驗中逐步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并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完善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在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中國在始終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同時認真總結提煉實踐中的各種經驗,加強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使改革更加科學系統、富有成效。 

  四、結語

  《中國季刊》從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成就與動因、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未來發展前景的評析等方面對1978~2002年間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海外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研究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較多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和原因時很多海外學者都使用了比較研究法,有的選擇從縱向上對比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各種經濟發展指標發生的變化,有的選擇橫向比較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經濟改革的前提條件、實施路徑以及成效。通過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成效和原因,也有助于解答海外學者普遍關心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復制性這一重要問題。

  第二,運用西方經濟學的各種理論、框架以及經濟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的各項舉措和效果。正如托馬斯?羅斯基所說的那樣,在經濟領域,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實驗者之一,對中國改革歷史的研究有助于強化經濟理論分析的根基。[10](p.1171)

  第三,整體性研究逐步加強。從分析視角上看,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注重從大歷史觀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具體說來,他們在研究中開始將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的歷史聯系起來,注重分析中國的歷史、制度以及社會遺產對改革的作用,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認識也更為全面。

  但同時也應當看到,海外學者的研究還存在很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和局限。一方面,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已經趨于理性和客觀,但是由于長期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部分學者在研究中依然很難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做出一些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錯誤判斷,其中一些明顯錯誤的觀點和言論已經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斷推進而不攻自破,但這仍需引起我們的警惕和重視。另一方面,海外學者由于受到當代西方政治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的訓練,使得他們過于注重方法論而忽視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研究中容易不加辨別的套用西方的理論和研究框架來剪裁中國的現實,進而做出錯誤的判斷。這就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辯證地分析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既要積極借鑒一些新穎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同時更要立足于中國發展的實際,以問題為導向進行相關的研究,堅決避免用理論剪裁現實。

  總之,《中國季刊》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研究對于我們更加深刻理解和反思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擴充并拓展國內學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視野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國外學者關于當代中國研究的成果和動向,繼續加強海內外學者的對話與交流,積極借鑒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同時及時澄清海外學者的錯誤言論,構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能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

  [參引文獻]

1Robert F. Dernberg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50: The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 1999,
p.606.

2K. C. Yeh, Macroeconomic Issues in China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1, 1992, p.502.

3Nicholas R. Lardy,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9781983,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0, 1984,
p.857.

4Joseph C. H. Chai,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1, 1992, p.721. 

5Lucian W. Pye, An Overview of 5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me Progress, but Big Problems Rema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9, 1999, p.576.

6Andrew G. Walder,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963.

7Martin King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p. 9991019.

8Peter Nolan and Robert F. Ash,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 p.996.

9Steven M. Goldstein,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cremental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p.11111116.

10Thomas G. Rawski,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eform Experi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1995, pp.11501173.

11Louis Putterman,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p.10471064.

12Nicholas R. Lardy, 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1995, pp.10651082.

13Y. Y. Kueh, 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9, 1989, p.435.

14Jean C.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uth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1995, pp.11321149.

15Kenneth R. Walker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adjustment, 19781983, The China Quarterly, No.100, 1984, pp.783812.

16Y. Y. Kueh, Food Consumption and Peasant Income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6, 1988, pp.634670.

17Brantly Womack, Politics and Epistemology in China since Mao, The China Quarterly, No.80, 1979, p.769.

18Joseph Fewsmi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7, 2001, p.573.

19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s: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1, 2002, pp.625635.

20Judith BanisterPopulation Policy and Trends in China, 19781983, The China Quarterly, No.100, 1984, pp.717741.

21Robert F. Ash and Y. Y. Kueh, Introdu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1, 1992, p. 495.

22Carsten A. Holz, Economic Reforms and State Sector Bankruptc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2001, pp.342367.

23Michael Schoenhals, Political Movements, Change and Stabili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9, 1999, pp.595605.

24Shui-Yan Tang, Carlos Wing-Hung Lo, Kai-Chee Cheung and Jack Man-Keung,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Urban Chin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Guangzhou and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2, 1997, pp.863874.

25X. L. Ding, Systemic Irregularity and Spontaneous Proper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3, 2000, p.655.

26Andrew Wedeman, Stealing from the Farmers: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and the 1992 IOU Crisi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2, 1997, pp.805831.

  [責任編輯:葉張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簡介]付正,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100091;講師,北京郵電大學,100876。

    相關鏈接 -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 兩彈一星歷史研究 - 人民網 - 新華網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政府網 - 全國政協網 - 中國網  - 中國軍網 - 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于我們 - 聯系我們 - 版權聲明
    當代中國研究所 版權所有 備案序號:京ICP備06035331號
    地址: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郵編:100009 電話:665723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江苏7位数兑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