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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華:毛澤東與《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
發布時間: 2016-12-05    作者:張素華    來源:《中華魂》2016年第10期 201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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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我們談起八大的歷史地位時,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八大適時地提出了黨的正確路線和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而這些最突出的貢獻和《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分不開的。

  《決議》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從現在披露的材料可以看出,起草《決議》是八大召開后兩天,即917日決定的。為了起草《決議》,毛澤東從919日至25日,先后5次約負責起草《決議》的陳伯達、胡喬木談話,兩次主持大會主席團常委、各代表團團長會議討論修改《決議》草案,還安排大會討論兩次,另有兩次對《決議》草案做出批示,直至定稿。這期間,毛澤東對《決議》的起草工作一直抓得很緊,也一定會有很多指導性的意見,但披露的材料卻不多,其中只有,強調“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現在主要是先進與落后”。“三個主義不要平列,主要是主觀主義。”盡管如此,也凸顯出毛澤東對起草《決議》的重視。

  總結黨的歷次會議,一般說來對政治報告的決議很簡單,中共七大的決議全文也就是一句話,即:“大會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并認為必須將報告所提出的任務,在全黨的實際工作中予以實現。”①按常理推斷,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是劉少奇、毛澤東等下了很大功夫修改而成,其間還召開討論修改報告的會議達40次之多,過程稿有80多份,可見是一個集思廣益、相當成熟的報告。在八大會上,要求全黨按報告所提出的任務,在全黨的實際工作中予以實現就可以了,似沒有必要再做一個與報告相同又有所不同的《決議》了。但事實是毛澤東又在百忙之中親自主持起草一個《決議》,而這個《決議》長達8000多字,內容同報告一樣分為六大項,每項都有較詳實的論述。這表明在毛澤東心里,覺得有些問題很重要,而報告沒有講到;有些問題報告雖然講到了,但還不夠準確或還不夠鮮明,所以用《決議》的方式來召告大會,來為全黨指出今后工作的方向。因此,這個《決議》也就非同一般了。

  將八大《決議》與政治報告相比較,可以說各有所長。有些問題報告闡述得更充分一些,有些問題是《決議》講得更精粹,如上所說,有些內容是報告沒有涉及,《決議》對報告進行了補充和豐富。

  這其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關于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段論述。政治報告講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 “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的意思有了,但沒有明確地指出來。《決議》則進行了完整的表述。《決議》正確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決議》又說:“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雖然后來,毛澤東對“矛盾的實質”問題表示了懷疑,再到后來又改變了主要矛盾的提法。但當時恰恰是按照毛澤東“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現在主要是先進與落后”的意見,來起草八大《決議》的。除了對矛盾實質的概括,關于主要矛盾的提出完全符合毛澤東在分析各種事物時,善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也符合毛澤東當時對中國社會形勢的判斷。主要矛盾的提出,立刻使全黨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今后的重點是搞建設,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八大《決議》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新結論,提出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正確路線,這是八大《決議》的核心,是對政治報告的重要補充,也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八大也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座豐碑。我們今天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對八大路線的繼承與發展。

  第二,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方面,《決議》對報告進行了修正和概括。關于八大的經濟建設方針,有的說政治報告提出,“既反對保守主義,又反對冒險主義”②。也有的說“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③。這樣講是對的,但細究起來還是有點故事的。

  政治報告在談到經濟建設問題時,是這樣講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發展速度是積極的,同時又是穩妥可靠的。發展速度必須是積極的,以免喪失時機,陷入保守主義的錯誤;又必須是穩妥可靠的,以免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使人民的負擔過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門互相脫節,使計劃不能完成,造成浪費,那就是冒險主義的錯誤。”很顯然,報告在既反對保守主義又反對冒險主義方面,是把重點放在了反對冒險主義方面。其對冒險主義的危害性論述的比較充分。

  《決議》和政治報告相比較有兩個不同之點。一是對保守主義錯誤的解釋有所不同。政治報告講的是“二五”計劃的發展速度是積極的,不積極就會“陷入保守主義的錯誤”。講得比較簡單。《決議》講的則是中國“有可能高速度地發展我國的生產力。如果對于這種可能性估計不足,或者不努力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那就是保守主義的錯誤。”很顯然,《決議》對保守主義的錯誤進行了充分的闡述,而且提出有可能“高速度地”發展,對這種“高速度地”可能性估計不足,或者不努力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那就是保守主義的錯誤。二是《決議》對兩種錯誤傾向進行了概括,相對政治報告來說更簡練和明確了。《決議》指出:“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這里需要注意地是,在“穩妥可靠”的前面還有“積極地”三個字。黨史概括的八大的經濟方針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而忽略了“積極的”三個字。應該說這正好也是毛澤東的“匠心”之所在。

  總之,從《決議》對報告的修正和提煉,可以看出毛澤東把既反對保守主義又反對冒險主義放在相同分量上來提出的,沒有分出誰輕誰重的問題。從其用詞上看,實質上還是在想著那個“積極地”“高速度地”發展經濟。只是人們沒有留意而已。當然,《決議》并沒有把“多快好省地”進行經濟建設寫進去。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毛澤東對八大的經濟方針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呢?

  1958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批評反冒進時,其中就表示了對19566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不滿,說是針對他的;對195610月八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壓縮1957年預算和計劃指標的7項協議表示不滿,說是妥協的產物。這似乎可以說明,毛澤東對八大經濟方針是持保留態度的。不過,1957430日,毛澤東同民主黨派負責人說的一段話,似又可以說明他對八大的經濟方針是贊成的。他說:“我的腦子開始也有點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間才開始變化,找了三十幾個部的同志談話,以后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十大關系。”毛澤東所謂“開始有點好大喜功”,是指1955年他提出的反對右傾保守,強調多快好省的問題。19581月毛澤東還談到,當時反冒進,“沒有想到造成這樣反冒進的空氣,挫傷了積極性。這是沒有料到的”。

  也就是說,毛澤東原本是反右傾保守的,三四月開了調查會,他的思想開始有了一些變化,講了十大關系。不過這種變化,還沒有達到贊成以反冒進為主的程度,但是在黨內多數同志都強調以反冒進為主的方針時,他選擇了沉默。八大政治報告對兩種傾向都要反,而對反對保守主義論述不夠時,《決議》對此則進行了補充和重新解釋,強調了反對保守主義的重要性。這表明,毛澤東在內心深處對多快好省地進行經濟建設的方針還是有所堅持的。

  第三,《決議》吸收陳云關于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大大豐富了報告的內容。對于陳云提出的經濟發展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問題,報告原來只講了允許自由市場對國家市場的補充。未講其他兩個補充,即有一部分產品可以不列入國家計劃,由生產單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場的情況進行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允許一定范圍的分散經營,作為對集中經營的補充。《決議》則將陳云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全部吸收進來,這也是對報告的補充。使黨的經濟政策更加靈活和完善。

  第四,《決議》關于黨的問題,也豐富了報告的內容。《決議》指出:“我們的一切任務能否勝利地完成,歸根結底,是決定于黨的領導是否正確。也就是說,決定于黨的領導能否實事求是,能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報告中沒有這樣的內容。這段話闡述的理論是,我們要完成既定的目標,就必須要靠黨的領導,但這個領導必須是正確的領導,領導不正確同樣不能完成黨的任務。而如何才能實現正確的領導呢,就是靠實事求是,靠能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這里一方面強調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另一方面就是強調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要注意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也就是實現第二次結合的問題。

  黨的部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重點講了擺脫主觀主義的問題。決議分析了主觀主義的表現,就是面對新問題、新情況,因為驕傲自滿,自以為是而犯主觀主義的錯誤。決議強調:“必須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指導工作,把我們的一切工作放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少犯錯誤和不犯嚴重的錯誤。”《決議》的這些思想是十分務實的,閃爍著真理的光輝!這表明,毛澤東還是很清醒的。

  總之,八大《決議》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據此而作出的關于黨和國家主要任務的規定,表明了毛澤東對當時國家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是正確的;《決議》對反對保守主義的重新解釋,則反映了毛澤東仍有對多快好省地建設方針衷情的一面,但他在《決議》中并沒有寫上多快好省地進行經濟建設的內容,也表明他堅持了少數服從多數的黨性原則,當然他當時也存在認為反冒進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像他后來所說,“沒有料到的反冒進的空氣,挫傷了積極性”。對陳云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意見的吸收,則表明了毛澤東對建設方針的務實性。對黨的問題的論述,也表明他當時思想的務實和清醒。

  注釋:

  ①《建黨以來中央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2冊第528頁。

  ②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 

  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第3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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