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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協調: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構建
發布時間: 2018-05-17    作者:凌勝利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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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 有關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是改善還是惡化的爭論不絕于耳, 問題的關鍵在于各方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 無論是時間維度還是空間維度都缺乏共識, 也忽視了中國與周邊各國關系的動態性、互動性以及各國利益認知的差異性。對于中國而言, 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凸顯了中國周邊安全戰略的重要性。 

  習近平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 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變化便是周邊外交日益重要。周邊地區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依托, 周邊外交在中國總體外交布局中處于首要地位。2013年10月, 中共中央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 把周邊外交作為外交的優先方向, 更加突出了周邊外交在外交布局中的重要位置。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召開了外事工作會議, 進一步突出了周邊外交的重要性。為了推進周邊外交的開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切實抓好周邊外交工作, 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 (1) 無論是實現周邊命運共同體還是推動中國繼續和平發展, 周邊安全都至關重要。 

  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極為復雜, 歷史問題與現實爭端相互糾葛、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為了改善周邊安全環境, 中國近年來不僅大力推行“一帶一路”倡議, 謀求周邊安全與周邊經濟的統籌發展, 還提出了亞洲新安全觀, 推動亞太地區安全新架構, 這一系列舉措都表明中國更加重視周邊安全,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如何落實這些安全新理念, 這就需要中國有一個較為清晰的周邊安全戰略。本文主要探討中國周邊安全戰略的構建, 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討中國周邊安全日益重要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既有有關周邊安全研究及其不足;第三部分主要構建國家利益的層次分析理論框架;第四部分基于國家利益的層次視角分析周邊安全問題;第五部分則是提出“雙重協調”的周邊安全戰略。 

  一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鄰國眾多的國家。中國與鄰國總體保持良好關系, 但也與一些國家存在領土爭端、海洋權益爭端等問題, 加之大國介入、周邊地區和國家政局時有動蕩, 周邊安全依然是中國對外戰略所關注的重要問題。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在周邊地區的輻射也顯著增強。與此同時, 世界戰略重心東移也提升了中國周邊地區的戰略地位, 大國在周邊地區的戰略博弈日趨激烈, 加之周邊地區的部分國家面臨著轉型危機, 各種新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 這些都使得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一) 中國崛起的周邊安全效應 

  中國崛起本身已成為周邊安全的重要影響因素。周邊安全的變化并非僅僅只是外部環境的變化, 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實力的不斷增強, 也成為影響和塑造周邊安全的重要因素。 (1)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 中國崛起對地區權力結構的影響。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 周邊地區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 特別是在亞太地區, 形成了一種二元競爭的格局, 中國在某些領域成為與美國實力相當的角色。“一般而言, 導致地區安全格局變革的變量有兩個:一是大國間權力對比的變化;二是大國使用權力改變既有格局的意愿。” (2) 盡管中國一再宣稱要走和平發展道路, 并沒有要改變地區權力格局的主觀意愿, 但中國崛起對地區權力結構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崛起重塑周邊權力格局, 使得傳統的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安全結構面臨挑戰, (3) 周邊安全秩序面臨重塑。與此同時, 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印度的崛起以及美國、日本、俄羅斯的相對衰落, 共同推動了地區權力格局的變化, 也使得周邊地區安全形勢更加復雜多變。 

  第二, 中國崛起引發的周邊國家對華態度的改變。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 中國所面臨的崛起壓力也日益增強, (4) 因此形成了所謂的“崛起困境”。與中國發展所引發的安全壓力相比, 周邊國家因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對華政策調整也是加劇中國周邊安全壓力的重要原因。“中國威脅論”在周邊地區也一直不乏市場。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 一些國家對華防范或戒備增強。不僅東盟中小國家對中國快速發展產生疑懼, 日本、印度等大國也在其對華政策中充分體現出來, 周邊國家在中美之間實施對沖戰略日益明顯。 (5) 總之, 權力、信任和網絡復雜性是決定周邊國家在安全領域實施對沖的三種邏輯。 (1) 

  第三, 中國崛起對周邊安全制度的影響。冷戰時期由于中國長期處于被孤立狀態, 對周邊地區制度的參與有限, 在安全制度方面更是如此。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 中國對周邊安全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增強。周邊地區不乏安全制度, 但相對于經濟制度所取得的成就, 安全制度的成就可謂乏善可陳, 經濟制度與安全制度的分離更是制約了周邊地區的合作。 (2) 相對而言, 此前周邊安全制度基本為美國、俄羅斯、印度和東盟所主導, 這些區域或次區域安全合作制度對地區安全合作產生了復雜影響, 往往是某一大國勢力范圍構建的后果, 各種安全制度的競爭也使得周邊安全極為復雜。(3) 這些安全制度往往具有封閉性, 不符合當前中國周邊地區的發展需求, 也迫使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周邊地區安全制度構建。中國提出“亞洲新安全觀”, 謀求構建新的亞太安全架構, 推動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實現。不過, 中國的這一系列主張并未得到周邊所有國家的理解和支持, 這也導致中國與美國等國家在中國周邊安全制度構建上存在分歧與競爭, 對周邊安全制度的運作與構建產生了重要影響。 

  總之, 中國實力增強提升了中國影響周邊安全環境的能力, 但也成為引發地區權力格局變動和影響周邊安全的重要因素。 

  (二) 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的地緣效應 

  21世紀初期, 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之一便是亞太地區戰略地位的提升, 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亞太也對中國周邊安全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經濟重心, 是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亞太地區是新興市場國家最為集中的地區, 也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 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 (4) “亞太地區占世界人口的40%, 經濟總量的57%, 貿易總量的48%, 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 合作最活躍地區。” (5) 正是基于亞太地區的經濟體量和發展活力, 許多國家都希望能夠搭乘“亞太經濟快車”, 使得亞太地區的域外因素增加, 域內競爭加劇。 

  二是亞太地區成為世界大國競爭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亞太地區不僅有中、美、日、俄、印等大國, 還有韓、澳、印尼等重要中等強國。隨著亞太地區戰略地位的提升, 各大國加強了對亞太地區戰略的關注, 致使大國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日趨激烈。此外, “亞太地區的二戰殘余、冷戰積怨、領土主權爭議等歷史遺留問題不時發酵,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挑戰交織, 零和游戲和冷戰思維仍有市場, 熱點問題和局部沖突仍此起彼伏。” (1) 諸多問題的存在與大國間的激烈博弈加劇了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縮小, 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逐漸具有了地區與全球競爭的雙重屬性, 這無疑加劇了中美在亞太地區戰略競爭的激烈性。 

  三是亞太地區的制度雖多, 但制度效力較低與制度之間的競爭極大地制約了亞太地區的合作。亞太地區雖然存在多種合作制度, 但很多制度由于其執行力較低而影響有限, 無法推動亞太地區制度化合作的深入發展。一些地區大國甚至將制度視為競爭工具, 導致亞太地區制度競爭的弊端日益增多。在安全領域, 美國的亞太安全聯盟、東盟的集體安全與中國的合作安全三種安全合作模式并存, 使得亞太安全合作陷入分裂, 包容性安全合作遲遲難以形成。 

  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使得亞太地區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各大國對亞太地區戰略關注的增強和戰略投入的增多使得安全矛盾有所激化、亞太地區安全競爭也更加激烈, 亞太地區安全架構面臨轉型, 其核心驅動力正逐漸由美國主導轉向由亞洲國家主導。 (2) 

  總體而言, 由于全球戰略重心東移致使亞太地區戰略地位提升, 由此引發了世界各國對大國戰略的關注、地區矛盾的激化、域外力量介入的增加, 亞太地區安全形勢趨向復雜化, 加之中國崛起所引發的中美戰略競爭加劇, 使得亞太地區面臨著全球與地區權力競爭的雙重疊加效應。受此影響, 中國周邊安全的復雜性顯著增加, 周邊安全制度的構建更加激烈, 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的周邊安全將進入問題頻發期, 中國周邊安全也將面臨更復雜的威脅。 

  (三) 周邊國家轉型的系統效應 

  除了中國崛起和全球戰略重心東移所帶來的周邊安全復雜化外, 周邊國家轉型所產生的系統效應也影響著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周邊國家的轉型非常復雜, 主要涉及從民族國家向民主國家轉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 這些轉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 并且由于信息科技發展等因素, 轉型風險的地緣傳導性顯著加強。 

  第一, 周邊國家的政治轉型。中國的周邊國家數量眾多, 政體類型多樣, 許多國家目前正處在政治、經濟、社會等轉型時期, 也是問題與矛盾的頻發期。周邊國家的政治轉型主要分為幾種類型:一是以東南亞國家為代表的緬甸、泰國等國的民主化問題。在民主化的過程中, 往往充滿著斗爭, 東南亞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大多非常曲折, 還不斷引發國內不同派系之間的競爭和域外力量的介入;二是西亞國家的國內政治斗爭與域外力量干預問題。西亞國家大多面臨宗教、民族等矛盾, 不時引發沖突, 導致地區動蕩;三是朝鮮、巴基斯坦等威權政治的高壓統治但難以為繼的問題, 這些國家的政局變動所釋放的能量和引發的大國競爭值得注意。總之, 周邊國家的政局不穩趨于普遍化與常態化, 朝鮮、緬甸、巴基斯坦等“地緣樞紐國家”的發展走向尤其值得關注。 (1) 

  第二, 周邊國家轉型的力量較量加劇。周邊國家轉型面臨著國內政治派系、社會團體、宗教派系等多種力量的博弈, 與此同時, 一些國家的轉型還存在外部力量介入的影響, 更使得周邊國家轉型復雜化, 不確定性增加。諸多力量博弈和較量, 既加劇了這些周邊國家轉型的不確定性, 也使得大國戰略競爭在周邊地區更加激烈, 周邊安全的碎片化加劇, 一些關鍵國家成為大國安全競爭的焦點。 

  第三, 周邊國家的社會總體轉型。與政治轉型不同的是, 周邊國家的轉型并非僅是政治轉型的單一性, 還受經濟發展、信息傳播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 一些周邊國家面臨著系統性轉型。這也意味著這些國家的轉型并非短時期內能夠完成, 對中國的周邊環境的影響具有長期性。中國周邊地區的多數國家正在經歷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民族國家向民主國家的轉型時期, 受全球化、地區化、信息化等影響, 周邊國家社會處在總體轉型時期, 觀念、制度、利益等多重要素競爭, 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重要因素。 

  第四, 周邊國家轉型對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周邊環境密不可分, 周邊國家轉型會對中國產生地緣政治風險。中國與諸多周邊國家的聯系密切, 是許多周邊國家的重要貿易和投資伙伴。“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地緣關系更加緊密。通過互聯互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人文交流會更加密切, 中國在周邊地區具有越來越多的海外利益。與此同時, 恐怖主義、分裂勢力等地區安全不穩定力量也能夠借助互聯互通所提供的便利條件興風作浪。受此影響, 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風險傳導會更加迅速, 更加敏感, 中國安全受周邊國家影響會更加顯著。 

  二周邊安全的既有研究及不足 

  目前有關周邊安全的研究, 主要是對中國的小周邊地區關注較多, 涉及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南亞區域, 對大周邊的西亞、南太平洋地區的關注較少。對于周邊安全的分析主要著眼于從不安全的根源、問題、影響等領域進行分析。 

  第一, 深入探討中國周邊安全的主要根源。張蘊嶺等人認為中國周邊安全的主要威脅來自大國戰略威脅與遏制、熱點問題升溫和恐怖主義, 影響因素主要有美國因素、日本因素、朝鮮半島因素、南海問題、印度因素和“三股勢力”六大因素。 (1) 周方銀認為, 當前中國周邊環境處于過渡和轉折時期, 受到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周邊國家的對沖戰略和亞太地區格局轉換的影響。 (2) 石源華、祁懷高認為中國周邊安全的主要挑戰有周邊國家對華疑慮增加與域外大國介入加深的聯合、中國自我認知與周邊對華認知的錯位, 海上安全挑戰與陸上安全問題的并發, 亞洲地區多邊架構和倡議的競爭, 邊疆發展滯后與周邊環境惡化的聯動。 (3) 在周邊安全問題中, 亞太安全尤為突出, 對亞太安全的問題產生原因分析也最多。封帥認為:“當前亞太地區的安全挑戰主要有三類, 即殘余的冷戰結構、結構性的戰略沖突以及非傳統安全問題。這三類安全問題本屬于不同的歷史時段, 卻同時出現在亞太空間中, 從而造成了復雜的系統性安全困局。” (4) 孫哲則認為影響亞太安全的三大因素是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美國軍事主導與戰略再平衡以及亞太地區的熱點問題。 (1) 也有學者認為, 周邊安全的主要原因在于安全制度的效力低下和相互內耗。 (2) 

  第二, 梳理中國周邊安全面臨的主要問題。張潔認為中國周邊安全目前面臨四大變化:“一是美國開始實施‘回歸亞洲’戰略, 加大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離心力。二是海上安全成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緊張的重要來源, 中國的海洋政策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的‘試金石’。三是傳統的軍事安全仍然是中國周邊形勢最大的軟肋, 突出體現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四是非傳統安全問題成為影響國家政權穩定和檢驗國家間關系好壞的重要因素。” (3) 吳莼思認為冷戰結束后亞太安全主要有三類:“一是亞太地區存在兩大熱點問題, 即臺海問題和朝核問題;二是亞太地區在冷戰以后受到更多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困擾, 如金融風險、環境污染、傳染病流行、恐怖主義威脅以及跨國犯罪等。三是除了國家間權力變化、利益沖突所引發的安全問題外, 東亞國家在過去十多年間還經常受到政局動蕩、社會不穩等因素的影響。” (4) 基于問題視角探討中國周邊安全問題基本可以分為大國競爭問題、熱點問題和非傳統安全三類, 具體而言, 大國競爭問題主要有中、美、俄、日、印之間的關系;熱點問題主要有朝核問題、南海問題、釣魚島爭端等;非傳統安全主要有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 (5) 

  第三, 分析中國周邊安全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對于中國周邊安全影響的分析是從三個層面入手的:一是基于層次分析視角探討了周邊安全對于國內層次、國家層次、地區層次和全球層次的多層次影響, 因而對周邊安全進行多重安全治理制度很有必要; (6) 二是基于時間維度分析了周邊安全的影響時段及治理難度, 偶發事件、一般性事件和歷史難題的影響持續時間截然不同, 對其的解決也難度各異;三是基于影響地域的區分, 可以分為國內、邊境、次區域、區域等多層次的影響。比如朝核問題就是一個極具區域甚至全球影響的問題, 湄公河區域跨國犯罪則主要只是一個區域性安全問題。 

  上述研究基于原因、類型與影響對于中國周邊安全問題進行了較好的分析, 但存在的問題是由于缺乏系統性, 使得對于周邊安全問題的把握缺乏整體性視角;同時相對忽視了對各種周邊安全問題的聯系性, 導致我們在判斷周邊安全形勢時缺乏相對清晰的標準, 在加強周邊安全治理時缺乏一個統一性的戰略。能否基于國家利益的視角, 對中國周邊安全問題進行層次分析, 進而能夠更好地評判周邊安全問題的變化對于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和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與此同時, 冷戰后安全研究的一個重大轉變是“安全化”, 安全的范疇由傳統的軍事安全向更為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拓展。各地區、國家的安全觀呈現多樣化趨勢, 并且各種安全觀之間時有交鋒。中國在冷戰后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觀”“總體國家安全觀”和“亞洲新安全觀”。對于中國周邊安全問題的研究, 離不開安全觀念的指導, 因為不同安全觀所指涉的安全范疇存在差異, 秉持何種安全觀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安全問題的范圍。中國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生態等諸多領域, (1) 符合當前安全發展的趨勢和國家安全需求的提升, 不過短時間內周邊國家恐怕很難就“總體國家安全觀”形成共識。“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有可能導致安全議題的泛化, 使得周邊安全問題包羅萬象, 研判難度增大。我們既需要順應形勢, 基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視角去看待中國周邊安全的諸多問題, 又要有所選擇, 有針對性地分析對中國周邊影響最為主要的安全問題, 這就說明對周邊安全問題進行層次劃分很有必要。 

  三國家利益視角下的周邊安全問題分層 

  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中的常在概念, 以國家利益來指導和評估國家的對外政策, 也被認為相對客觀科學。 (2) “中國的國家利益, 簡而言之, 是指中國在可以預見時期內的最根本的需求和欲求。” (1) 一些學者也嘗試將中國國家利益區分為安全、經濟等不同層次。 (2) 美國政府和學者對于國家利益的層次性做了較為清晰的區分, 并且將國家利益的層次性和維護手段相結合, 值得中國借鑒。 (3) 美國對國家利益的區分將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武力使用條件對接, 這可能是美國作為世界霸權國家的特殊之處, 其他國家不一定能夠效仿。 

  從中美兩國對于國家利益的層次區分來看, 都將安全利益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 也都以國家利益來指導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 國家利益也被認為是安全戰略需要首先討論的問題。 (4) 參照中美兩國對于國家利益的層次區分, 本文嘗試基于國家利益的層次視角對中國周邊安全問題進行區分, 從而能夠更好地評估中國周邊安全形勢。 

  由于國家利益具有較為強烈的主觀認知性, 因而本文對于中國國家利益的區分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基于中國黨政文件及領導人講話對中國國家利益的認知;二是基于一般戰略理論對國家利益的區分;三是結合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所面臨的實際情況。 

  近年來, 中國對于核心利益的關注增強, 中國官方也開始不斷強調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決心。2011年發布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明確了中國的六大核心利益, 分別涉及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歸結起來就是主權、安全、發展三個方面。 (5) 不過對于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 學界卻存在爭議。一些學者主張應該要慎提“核心利益”, 避免對核心利益綁架, (6) 一些學者則主張國家利益當提則提。 (1) 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提不提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 而在于國家核心利益的指涉范圍。 

  盡管學界對于核心利益說存在分歧, 但鮮有學者提出核心利益的具體內容, 更多只是探討核心利益的特點和界定原則。 (2) 推及具體的安全領域, 如何基于國家利益視角來區分中國在周邊地區所面臨的諸多安全問題呢?從目前所確定的六大核心利益來看,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這四點相對是明確的, 而國家安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兩點則相對比較籠統。由于冷戰后的“安全化”趨勢, 國家安全問題存在泛化現象,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更是使得安全問題幾乎無處不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主要是指發展利益, 而發展本身就具有動態性, 因而對其的界定也頗為困難。 

  如何依據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來區分中國在周邊地區面臨的諸多安全問題, 這需要就如何確定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進行更為精細的研究。閻學通認為, “決定國家利益重要性的因素有兩個, 即國家各種利益的次序和利益量。國家利益的基本次序是民族生存、政治承認、經濟收益、主導地位和世界貢獻。利益量本身的多少是影響國家利益重要性的第二個因素。”(3) 托馬斯·羅賓遜 (Thomas Robinson) 根據優先性、特殊性和持久性三條標準, 區分為三種國家利益, 分別是生死攸關利益、一般利益和永久利益。 (4) 美國學者唐納德·紐克特林 (Donald Nuechterlin) 依據利益強度將國家利益分為生存利益、重大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利益強度的測量主要依據利益受損對美國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影響程度。 (5) 利益相關者分析框架對利益的重要性等級進行區分, 主要選取合理性 (legitimacy) 、影響力 (power) 和緊迫性 (urgency) 三個指標進行評分。 (6) 利益相關者分析框架主要適用于其他國家對政策制定國的重要性的分析, 對于國家利益重要性的確定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鑒于中國官方對國家核心利益的認知, 結合學術界對國家利益排序的基本邏輯, 可以基于國家利益的視角對中國周邊地區安全問題進行排序。基于與國家利益的相關性、持續性和敏感性三個指標, 可以對周邊安全利益進行區分。相關性是指這類安全問題與中國國家利益對應層次的相關性, 持續性是指這類安全問題的影響時間長短;敏感性是指國內對于這類安全問題的關注程度。依據這三個標準, 大體可以將周邊安全利益分為三類。 

  一是核心安全利益。核心安全利益直接影響到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一旦受到侵害, 不惜采取武力進行維護。核心安全一般影響時間較長, 至少有五年以上;核心安全利益屬于剛性利益, 基本不容妥協, 各國政府和民眾對此也非常敏感。就目前中國周邊安全問題而言, 核心安全問題包括領土完整, 一是涉及防止分裂, 堅決反對“臺獨”“疆獨”“藏獨”“港獨”等;二是領土、領海爭端;三是對中國政權的顛覆, 也即政治安全問題。 

  二是重要安全利益。重要安全利益盡管不直接影響到中國的主權、安全與發展, 但會影響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 其影響一般屬于中長期, 3-5年左右比較常見。對其敏感性與該問題的發酵時間, 與中國當時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具有較大的相關性。在中國周邊地區, 重要安全問題主要包括朝核問題、涉華海洋權益爭端 (中韓、中日、中越、中菲等) 、重要的海上通道安全、大國地區戰略競爭、地區安全制度構建。 

  三是一般安全利益。一般安全利益影響到中國和平發展的周邊環境, 但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沖擊不大。影響時間一般較為短暫, 中國民眾對此敏感性不強。中國周邊地區的一般安全問題主要包括跨境犯罪問題 (毒品走私、跨境金融詐騙、非法移民) 、涉華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跨境河流、公共衛生、恐怖主義) 、周邊地區局勢動蕩 (政局危機、地區軍備競賽、地區沖突、經濟危機、顏色革命等) 。 

  基于國家利益的層次來分析中國的周邊安全問題, 有利于構建一個整體性的周邊安全分析框架, 能夠更好地判斷我們周邊安全環境的變化, 也有利于構建較為清晰的周邊安全戰略。 

  四周邊安全問題的層次分析 

  結合上述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分析以及周邊安全利益的排序, 可以對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周邊安全問題進行層次分析。 

  (一) 核心利益層次 

  在周邊安全問題中, 涉及核心利益層次的主要是國家統一、領土爭端和政治安全, 這三大問題是目前中國周邊安全的底線所在。 

  1. 國家統一 

  國家統一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 也使中國不惜使用武力捍衛國家統一。目前, 中國的國家統一面臨著“臺獨”“疆獨”“藏獨”和“港獨”等分裂勢力的威脅, 并且一些國際勢力也與這些分裂勢力相互勾結, 使得中國的國家統一面臨較大威脅。雖然國家統一是中國國家安全自身的問題, 但由于這些分裂活動往往與境外勢力存在聯系, 因而也使其成為一個周邊安全問題。 

  2. 領土爭端 

  中國周邊地區的領土爭端主要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中國自身與周邊鄰國的領土爭端, 另一類是不涉及中國自身的周邊國家之間的領土爭端。前者屬于中國核心利益范疇, 后者則不是。目前, 中國陸地邊界除與印度、不丹的邊界外, 劃界基本完成, 因而陸上領土爭端的風險較小, 海洋領土爭端則成為目前中國領土爭端的焦點。海洋爭端是近年來困擾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問題。海洋爭端按性質可以區分為海洋領土爭端和海洋權益爭端;按與中國利益相關的程度可以分為涉華海洋爭端和非涉華海洋爭端。在此需要明確涉華海洋領土爭端屬于核心利益范疇, 其他則不是。 

  3. 政治安全 

  關于政治安全的概念, 學者最初將政治安全界定為國家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的良性互動和動態平衡。 (1) 最近對于政治安全的研究更加深入, 認為國家政治安全在內容構成上包括國家政治思想安全、國家政治制度安全、國家政治活動安全三個部分。政治安全最核心的內容是全體國民政治權利的安全。 (2) 在中國政府的安全觀中, 政治安全具有首要地位。(3) 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 政治安全被認為是根本。由此可見, 確保中國政權不被顛覆, 確保中國政治制度不被外部力量變更是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 

  (二) 重要利益層次 

  相比于核心利益層次的周邊安全問題而言, 重要利益層次的安全問題具有中長期性、與熱點問題相關性較強, 目前主要包括海洋權益爭端、海上通道安全、重大熱點問題、大國戰略競爭和地區安全制度等五類問題。 

  1.海洋權益爭端 

  與海洋領土爭端不同, 海洋權益爭端在中國周邊安全中屬于重要利益層次。不過海洋權益往往是和海洋領土爭端密切相關。相對于南海、東海海洋權益爭端, 中韓之間的海洋權益爭端并不那么顯著, 但面臨著朝鮮半島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潛在挑戰, 也應該引起注意。除此之外, 美國在周邊海洋的介入引發了中美海權競爭, 美國在中國經濟專屬區內的軍事活動也影響了中國海洋權益的維護。 (1) 

  2.海上通道安全 

  海上通道安全也成為中國周邊安全的問題之一。“中國海上通道的意義已經從初期強調能源運輸安全發展到綜合性海權利益的保障, 關注重點也從‘馬六甲困局’的破解擴展到多點多線的謀篇布局, 而戰略支點的打造則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重要手段。” (2) 中國如今已經是一個全球貿易大國, 海洋運輸對于中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馬六甲海峽、紅海海峽等印度洋、太平洋重要航線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尤為重要, 確保海上通道安全在中國周邊安全中也日益重要。在“一帶一路”倡議中, 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需要主動營造海上通道安全。 

  3.重大熱點問題 

  在中國周邊地區, 重大的熱點問題主要有朝核問題和印巴沖突。朝核問題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非傳統安全問題。朝核問題歷經二十多年, 不僅未能得到解決或緩解, 反而愈演愈烈。 (3) 朝核問題的持續發酵導致東北亞安全形勢更加嚴峻, 冷戰體系在朝鮮半島有所復蘇。朝核問題的久拖不決實際上已經損害了中國的周邊安全利益, 加劇了東北亞地區的對抗局面。 

  印巴沖突是個老難題, 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系和西南地區周邊安全。對中國而言, 印巴雙方都十分重要, 印度和中國同為崛起大國, 兩國之間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 也面臨著共同崛起的鄰國困境;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全天候伙伴, 兩國傳統友好關系悠久。印巴沖突的存在使得中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當中的選擇困境加劇, 印巴沖突的激化也極大地影響中國在南亞–印度洋地區的海外利益和周邊安全。 

  4. 大國戰略競爭 

  周邊地區的大國戰略競爭以及由此形成的周邊權力結構是中國周邊安全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中美日俄印五大戰略力量之間的關系及中國與其他四個國家的關系將對周邊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目前的態勢是, 美國不斷加強與日印的關系, 中俄關系因美國同時施壓而有所加強。對于中國周邊地區安全而言, 大國戰略競爭以及大國權力格局是必須要關注的, 因為這關系到地區安全的治理與地區安全制度的創建與運行。除此之外, 歐盟也想通過軟實力的方式在亞洲發揮作用, 在硬安全領域, 歐盟更多的是與日本、美國等進行合作。不過總體而言, 歐盟對中國周邊地區安全的影響非常有限。 (1) 

  5. 地區安全制度 

  周邊地區的安全制度也是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利益所在。盡管周邊地區不乏安全制度, 但大多效率低下, 使得安全合作成為制約地區合作的短板。 (2) 對于中國的周邊安全而言, 聯盟政治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美國的亞太聯盟是中國周邊安全面臨的重要問題。長期以來, 美國亞太聯盟如何與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制度契合是亞太地區安全的關鍵問題之一。近年來, 由于中美戰略競爭加劇, 地區矛盾有所激化, 亞太地區安全出現了新變化, 即同盟政治進入到活躍期, 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周邊安全。 (3) 除了美國的聯盟體系外, 中國周邊地區的其他安全制度的創建、運行與協調也影響著周邊安全。中國需要防止這些安全制度成為限制和對抗中國的平臺, 也需要加強中國對周邊諸多安全制度的影響。 

  (三) 一般利益層次 

  相對而言一般利益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短時期影響不大, 但如果處理不好, 就可能經年累月地損害國家利益。在周邊安全議題上, 可以歸為一般利益的周邊安全問題主要有三類:跨境犯罪問題、涉華非傳統安全問題和地區局勢動蕩。 

  1.跨境犯罪問題 

  長期以來, 跨境犯罪問題是困擾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問題, 主要有毒品走私、跨境金融詐騙、非法移民等問題。 

  東南亞的金三角曾經是世界的毒窩, 販毒者通過中國云南等邊境省份進行毒品走私, 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中緬邊境等地區是境外毒品的過境通道和受毒品侵襲的重災區。盡管中國與鄰國共同合作, 為打擊毒品走私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目前該問題并未完全根絕。亞太地區的海洋穩定符合區域內各國的利益, 目前的突出任務是打擊海盜和非法捕撈。 (1) 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 跨境金融詐騙已成為當前中國周邊諸多跨境犯罪問題中的重要問題。近年來, 中國國內發生了大量跨境金融詐騙問題, 許多嫌犯主要在境外東南亞等地區進行遠程操縱, 導致打擊跨境金融詐騙困難重重。中國經濟的發展使得中國對周邊國家的經濟吸引力增大, 非法移民也逐漸增多。除了越南、緬甸、朝鮮等國新娘非法進入中國外, 還有許多來自周邊地區的居民或經過中國周邊國家非法移民中國。 

  2.涉華非傳統安全問題 

  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日趨復雜, 其中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威脅不斷增多, 主要涉及跨境河流、恐怖主義、公共衛生等問題。 

  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多條跨境河流, 水資源安全關系已經是中國對外關系, 特別是周邊關系構建的重要內容。中國周邊水資源安全關系主要受水資源相對短缺與對跨國界水資源的依賴程度、國際流域中國家間的整體關系、地區環境與水資源開發利用重點、氣候變化以及中國國內跨國界水資源安全戰略與管理等因素的影響。 (2) 水資源問題安全化有可能誘發種族沖突和引發地區動蕩。“中國水威脅論”會被推波助瀾, 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 誤導周邊國家民眾客觀認知中國。(3) 

  恐怖主義也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之一。長期以來, 中國深受恐怖主義之害。近年來, 中國恐怖主義活動呈現內外勾結日益明顯的現象。 (4) 恐怖主義的內外聯動已成為中國周邊非傳統安全的重要議題。中國也積極參與非傳統安全合作, 與一些周邊國家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執法、刑偵等領域開展了更加有效的合作。 (1) 

  公共衛生在近年來日益突出。重癥急性呼吸綜合征 (非典) 、禽流感等傳染性疾病曾成為周邊公共衛生的重要議題, 也從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加強公共衛生安全合作。艾滋病是目前中國周邊公共衛生安全中的重要議題, 中緬邊境地區的艾滋病問題相對突出。 (2) 隨著對“人的安全”的更加重視, 公共衛生將成為周邊安全的重要議題, 需要各國一起努力共同應對。 (3) 

  3.地區局勢動蕩 

  中國周邊安全還面臨著地區局勢動蕩的影響, 其原因主要源自政局動蕩、經濟危機和武裝沖突等。 

  周邊國家的政局動蕩既有內生性的政治派系沖突、種族和宗教沖突, 也有外部干預因素誘發的影響 (如顏色革命) 。在東南亞地區, 多數國家都曾經歷過國內政局動蕩, 不排除這些國家的政局劇變有沖擊中國邊境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的可能。 (4) 顏色革命則是影響周邊國家國內局勢的另一重要變量, 影響著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5) 

  經濟危機也是影響周邊地區安全的重要因素。隨著周邊地區日趨平穩, 經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國是周邊多數國家的頭號貿易伙伴、投資伙伴, 周邊地區的經濟安全對中國也有重要影響。經濟危機是影響經濟安全的重要因素, 并且具有較強的傳導性。經濟危機對于地區安全的影響也極為復雜, 既有可能成為推動地區安全合作的重要契機, 也有可能損害周邊和平與穩定。 

  周邊地區的武裝沖突對周邊安全亦有重要影響。周邊地區存在許多容易誘發武裝沖突的燃點, 如日俄北方四島之爭、日韓獨島 (竹島) 之爭等。周邊地區武裝沖突對于周邊安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武裝沖突會損害地區和平, 加劇了地區安全威脅;二是武裝沖突會破壞地區安全合作, 不利于地區安全合作制度的構建;三是武裝沖突會對中國邊境安全構成威脅, 增加難民流入的可能性。 (1) 

  表1 國家利益視角下的中國周邊安全問題 下載原表 

 

  五雙重協調:中國周邊安全戰略選擇 

  關于中國周邊安全戰略選擇, 學術界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 但大多是在對策層面, 基于整體戰略謀劃的研究成果不多。楚樹龍認為, “中國周邊安全對策, 一是要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及‘睦鄰、安鄰、富鄰’地區政策;二是穩住與美、俄、印三大國關系, 挫敗日本的戰略企圖;三是制定與完善中國的海洋強國戰略。” (2) 也有學者認為, 中國周邊安全的維護路徑主要是發揮睦鄰外交, 積極構建周邊戰略伙伴關系, 加強軍事合作與演習以及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 (3) 

  也有學者建議中國采取多邊主義的周邊安全戰略。方長平認為應基于多邊主義來構建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 這是基于冷戰后非傳統安全問題大量興起、周邊地區已經存在一些多邊安全制度等因素的考慮。 (4) “中國周邊地區各種雙邊、小多邊和多邊的地區峰會等也會討論地區和國際安全問題, 成為中國安全外交的重要舞臺。” (5) 多邊主義可成為中國周邊安全戰略的基礎, 其中大國的三邊合作尤為關鍵。周邊戰略要注重三邊外交, 中美日、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澳、中俄印、中日韓等三邊外交必須擺在中國周邊戰略的重要位置加以經營。 (1) 

  也有學者主張通過協調戰略來實施周邊安全戰略, 主要存在亞洲協調、大國協調和制度協調三種觀點。龐中英提出了“亞洲協調”概念, 認為無論是“貿易和平”還是“發展和平”都存在著尚未解決的問題, 無法解決相互持續推進的問題。未來亞洲及太平洋地區主要依靠亞洲協調方式來實現地區安全治理, 亞洲協調是主要國家之間各種協調中的最主要協調, 即高于目前存在的各種雙邊安排和各種“次區域”安排, 對事關和平 (戰爭) 、安全 (戰略) 、秩序等重大問題進行的地區治理, 而中國在亞洲協調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關鍵的。 (2) 很顯然, 亞洲協調不同于大國協調, 因為其主體是主要國家而非僅僅是大國。李開盛主張通過制度協調的方式來實現亞洲安全。“對亞洲來說, 最重要的是如何協調各種安全制度間的關系, 而不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全地區性的安全架構。” (3) 也有不少學者主張通過大國協調實現周邊安全, 只是對于到底哪些大國參與協調存在分歧, 主要存在中美協調、中美日協調、中美日俄協調和中美日俄印協調等觀點。 (4) 

  此外, 也有學者盡管并非探討周邊安全, 但對于周邊戰略提出了一種治理型的戰略。陳小鼎認為, 中國周邊外交戰略要加強區域公共產品的提供, 能夠推動區域合作, 培育政治互信, 塑造穩定的區域秩序, 從而有助于化解周邊外交所面臨的諸多難題。 (5) 雷建鋒則提出了一種治理型的周邊戰略, 主要通過提供地區性公共產品來推進地區合作, 培養地區共同體意識和共同利益觀念, 構建新的地區意識和地區主義。 (6) 也有學者認為, 可以通過目前中國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命運共同體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新安全觀等一系列戰略來推進周邊戰略。 (7) 這些周邊外交戰略能否沿用到周邊安全戰略當中, 需要對此進行具體分析。 

  中國應該采取何種周邊安全戰略?既有研究大多是具體手段或方式, 整體性、戰略性不足。為數不多的從整體性角度對周邊安全戰略進行統籌的觀點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多邊主義戰略、協調戰略、地區治理戰略。這些周邊安全戰略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多邊合作需求明顯, 一些戰略明確提出基于多邊主義進行多邊合作, 一些則主張采用國家或制度協調方式;二是“以我為主”色彩濃厚, 很多學者建議直接將中國目前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平發展戰略、命運共同體戰略來實施周邊安全戰略;三是制度性合作訴求較強, 大多主張中國與周邊各國通過制度進行多層次循序漸進的合作, 倡導中國多提供公共產品。 

  如何在整體性統籌下對周邊安全戰略構建中復雜的多邊或雙邊問題進行分層治理, 進而能夠更為有效地維護中國的周邊安全利益, 需要將大國協調與制度協調相結合, 實施“雙重協調”戰略。雙重協調既注意到了大國權力競爭對于中國周邊地區安全的深層次影響甚至是結構性影響, 也意識到了周邊地區各種多邊安全制度的價值所在。相對于多邊主義戰略和地區治理戰略而言, 雙重協調戰略更具適應性。多邊主義戰略雖然注意到了多國合作的必要性, 但對于具體是哪些國家參與, 大國關系對于多邊合作的影響如何限制并未尋找到良方。在中國周邊地區, 地區安全制度存在強烈的制度非中性, 這就使得不同國家對于地區安全制度的參與存在較大的差異性, 進而影響多邊安全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地區治理戰略需要一套共識性比較高的多邊安全制度, 但目前周邊地區安全制度的復雜性、對抗性, 使得地區治理戰略的條件尚不具備, 還未解決誰來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等治理的核心問題。因此, 協調戰略更符合當前周邊地區安全的現實。 

  目前看來, 單一協調方式效果比較有限, 這是因為大國競爭和制度競爭是影響周邊安全的兩大重要因素, 并且兩大因素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對而言, 目前大國協調更起主導作用, 不過未來周邊安全治理的趨勢還是要實現制度協調, 通過制度協調來限制大國競爭特別是結構性權力的影響, 進而通過制度協調讓周邊各國能夠更積極地參與到地區安全治理當中, 實現由權力型協調向制度型協調過渡。對于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而言, 目前“雙重協調”戰略更為適宜。 

  針對涉及中國不同層次的周邊安全問題, 大國協調和制度協調可以齊頭并進, 共同推進中國周邊地區安全的改善, 從而實現初步的周邊安全共同體構建目標。大國協調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通過大國協調直接解決安全問題;二是通過大國協調來促進各種大國主導、相對分散甚至存在競爭的多邊安全制度之間的合作。制度協調也包括兩層含義:一是通過各種雙邊或多邊安全制度來解決具體的安全問題;二是不斷實現各種安全制度之間的協調、并軌與融合, 推動周邊安全架構建設, 發揮安全制度的聚合作用。相對而言, 目前在中國周邊地區, 兩種協調方式都在運用, 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安全議題上, 大國協調更具必要性, 而在并非涉及各國核心利益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上, 制度協調的開放性、包容性等優勢體現得愈發明顯。作為中國周邊安全戰略的重要構想, “雙重協調”戰略在戰略謀劃方面具體如下: 

  第一, 戰略環境研判要注意五大因素。一是周邊地區的大國戰略取向。周邊地區的大國戰略取向對于周邊地區安全環境的影響尤為重要, 美日俄印是主要四大力量。二是周邊國家的對華態度。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周邊國家對華心態陷入矛盾狀態, 對華安全戒備有所加強。三是周邊地區熱點問題。中國周邊地區可謂熱點問題不斷, 一些屬于久拖不決的熱點問題, 如海洋爭端、臺灣問題、印巴沖突、朝核問題等。四是周邊地區突發事件。近年來, 中國周邊地區突發事件不斷, 涉及政局動蕩、自然災難、公共衛生、社會沖突、武裝沖突等多方面。五是周邊地區的安全機制及其態勢。總之, 影響周邊安全環境的因素是復雜的, 即便是某一單一問題領域, 也往往面臨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 

  第二, 戰略目標方面要循序漸進。對于周邊安全戰略目標的確定, 需要從時間、問題領域、層次等進行多維把握。需要務實推進周邊熱點問題的解決, 加強周邊安全機制的協調, 推進周邊地區機制化安全合作。中國周邊安全采取“雙重協調”戰略是基于對周邊安全形勢的深刻認識, 其目標在于推動周邊地區形成初步的安全共同體, 其核心要義在于中國與周邊各國放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來解決彼此間的分歧, 在觀念與實踐上實現共同安全。在實現初步的周邊安全共同體的目標引導下, 雙重協調戰略目標重心就是立足于維護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安全利益。 

  由此, 可將周邊安全戰略目標分為五項:一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政治等安全, 確保領土爭端不陷入安全弱勢;二是維護周邊海外利益、海洋權益和海上航道安全不受侵害;三是緩解甚至化解中國崛起的周邊安全壓力, 增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安全互信;四是增強對周邊地區安全問題的影響力, 防止周邊地區熱點問題、政局動蕩等對中國安全造成較大損失;五是增加對周邊地區各種安全機制的影響力, 推動周邊地區安全機制整合, 提升中國在周邊地區安全機制建設中的影響力。 

  第三, 戰略利益要層次清晰。戰略利益主要指國家安全方面的利益范疇。中國周邊安全利益可分為核心、重要、一般三個層次。一是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確保政治制度不被顛覆等核心利益;二是要確保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資源和國際貿易的暢通, 避免因安全因素損害中國經濟發展;三是要減少中國面臨的周邊安全壓力, 為中國與周邊和平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四是推動周邊地區熱點問題降溫與解決, 推進周邊安全合作發展;五是增強周邊地區安全機制協調與創新, 提升中國對于周邊安全機制的影響力。其中第二、第三點屬重要利益, 第四、第五點屬一般利益。 

  第四, 戰略資源要多方汲取。雙重協調戰略的戰略資源主要基于三個方面:一是中國自身實力的不斷增強。對于大國而言, 自身實力是安全戰略的基礎。在國際體系無法完全超越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 各國都需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 大國更需要安全自助。二是通過大國關系的穩定發展為大國協調的開展創造條件。美日俄印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的四個大國, 中國需要與四國形成較為穩定的關系, 從而在周邊地區非傳統安全和傳統安全問題上加強協調與合作。不過目前來看, 如何克服中國與美日印的安全分歧存在較大的難度。三是積極推動周邊地區各種安全制度的協調、并軌與融合。周邊地區存在聯盟、安全論壇等多種類型的安全制度, 其中不乏一些功能相似、地域重合的安全制度, 如何破解因主導力量差異、地域差異等原因所造成的安全制度碎片化, 這就需要加強制度協調。通過制度協調, 可以增加不同主導力量下的各種安全制度之間的合作, 推動不同地域的功能相似的安全制度之間的并軌, 進而使得最終“制度協調”逐漸取代“大國協調”, 成為地區安全治理的主要方式。 

  第五, 戰略手段的組合運用。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復雜, 涉及大國關系, 大國與小國關系等多種關系類型, 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問題, 因而戰略手段也需要具有綜合性。“從對策上來說, 僅僅依靠中國對地區經濟的巨大貢獻和以互聯互通為中心推進‘一帶一路’倡議, 并不是中國化解周邊安全新挑戰可以繼續大力依賴的路徑。中國維護周邊安全, 必須要有新思路和新做法。” (1) “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縮小, 中國與周邊國家實力差距拉大, 對中國周邊戰略的策略選擇提出了特殊要求。中國需要以組合而非單一的方式使用自己手中的力量。” (2) 由于中國核心安全利益更多取決于自己的實力和意愿, 并且中國一向采取與當事國進行雙邊對話談判的路徑, 因而需要通過大國協調或制度協調的較少, 不過有效的大國協調對于維護中國核心安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目前, 在涉及中國重要利益的安全問題上要處理好與各大國的關系, 注重大國協調的重要性, 在涉及中國一般利益的周邊安全問題上, 在尊重當事國協商的基礎上, 也可以積極發揮制度協調的作用, 并將此打造為周邊安全制度發展的增長點。至于到底是采取大國協調還是制度協調抑或兩者并用, 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安全問題所涉及的大國的數目。如果涉及的大國在兩個或兩個以上, 采取大國協調的可能性更大。二是所涉問題領域的安全制度的狀況。如果所涉問題領域存在一些安全制度且非中性較低, 可以積極推動制度協調。三是該問題在中國國家安全利益中所處的層次。根據所涉問題在中國國家安全利益中的核心、重要或一般層次, 靈活性地采取大國協調或雙重協調。在“雙重協調”的周邊安全戰略指導下, 中國周邊安全戰略手段也要多措并舉, 單一或組合方式靈活運用。只有針對核心利益, 國家才可以使用戰爭手段, 其他重要和一般利益, 國家一般不宜采用戰爭手段, 而是要更多運用政治、經濟手段和社會手段予以解決 (參見表2) 。 

  表2 中國周邊安全的“雙重協調”戰略 下載原表 

 

  中國周邊安全的“雙重協調”也面臨著一些限制。一是安全觀念的分歧使得周邊國家并不會完全認可中國推行的“雙重協調”安全戰略。中國周邊地區存在聯盟安全、集體安全、合作安全、協調安全等多種安全觀念, 且不同的安全觀念還存在競爭。對于中國周邊安全戰略目標以構建初步的周邊安全共同體而言, 周邊各國首先需要在安全觀念上形成共識, 即禁用武力和實現共同安全。二是如何維持大國關系的較長期穩定發展。隨著中美實力差距有所縮小, 中美戰略競爭加劇, 在安全領域的競爭更是激烈。如何爭取中美兩國存在安全分歧的同時, 也有必要增強在地區熱點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安全合作。中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是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保障, 如何進一步推進中俄協調在周邊安全的積極效應, 發揮好上海合作組織擴員的安全效應非常重要。中印、中日關系需要妥善處理好雙邊的領土爭端, 爭取安全合作上的更多共識。三是制度協調如何克服地域、功能等差異。中國周邊地區實際上存在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等不同次區域板塊, 由于不同次區域國家的差異性, 要在周邊地區形成統一性的周邊安全制度非常困難。對此需要逐步推進地域要求不明顯的安全制度和各國共同利益較多的安全制度的優先拓展, 并不僵化地追求統一性的周邊安全制度。不過對于功能相似或重疊的安全制度, 要減少制度間內耗, 最終推動周邊地區形成較為成熟的“制度協調”。 

  六結語 

  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 中國影響周邊地區的能力也與日俱增, 中國與周邊地區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進入了新階段。相對而言, 中國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合作是欣欣向榮, 而安全合作則是躊躇不前。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的巨大反差也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周邊外交的全面開展。如何改善周邊安全環境、促進中國與周邊各國的安全合作就顯得愈發重要, 這也使得構建一種整體性的周邊安全戰略極為必要。本文嘗試基于國家利益層次分析的視角對中國周邊安全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進行區分, 進而能夠對周邊安全進行整體性的把握, 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應該構建“雙重協調”的周邊安全戰略, 以此來解決周邊安全問題, 這是對中國周邊安全所面臨的大國權力競爭、制度競爭和觀念競爭的綜合考慮, 同時也是對中國周邊安全所面臨的復雜問題的區別對待。對于周邊安全而言, 大國協調和雙重協調可以互為促進, 最終促成周邊地區形成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周邊安全共同體。本文只是提出了中國周邊安全戰略的一種初步構想, 如何通過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運籌, 進一步促進實現周邊安全共同體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也需要對域內外各種因素進行統籌考慮。 

  注釋 

  1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載《人民日報》2014年11月30日, 第1版。 

  2 張蘊嶺:《把握周邊環境新變化的大局》, 載《國際經濟評論》2012年第1期, 第9頁。 

  3 韓愛勇:《東亞安全困境與亞洲新安全觀的啟迪》, 載《國際問題研究》2015年第5期, 第55-56頁。 

  4 Alan Dupont, "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119, May/June2012, pp.55-62. 

  5 鈕維敢:《當代中國和平發展面臨的亞太安全問題:同盟阻遏與戰略解圍》, 載《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第80頁。 

  6 Ji Yun Lee, "Hedging Strategies of the Middle Powers in East Asian Security: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 "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34, No.1 (December 2016) , pp.23-37. 

  7 Van Jackson,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3 (September 2014) , pp.331-356. 

  8 T.J.Pempel, "Soft Balancing, Hedging, 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0, No.2 (May 2010) , pp.209-238. 

  9 Befh Greener, "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Where to from Here?"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34, No.1 (January/February 2009) , pp.13-17. 

  10 孔鉉佑:《共創21世紀的亞太和平、安全與繁榮》, 載《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 第1-3頁。 

  11 尹宗華:《亞太地區經濟融合提速自貿區增強活力》, 中國新聞網, 2015年5月20日,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5/05-20/7290252.shtml。 

  12 孔鉉佑:《共創21世紀的亞太和平、安全與繁榮》, 載《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 第1-3頁。 

  13 吳莼思:《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的轉型——內涵、趨勢及戰略應對》, 載《國際展望》2015年第2期, 第19頁。 

  14 陳向陽:《對中國周邊環境新變化的戰略思考》, 載《亞非縱橫》2012年第1期, 第21頁。 

  15 張蘊嶺、任晶晶:《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報告 (2015-2016) 》, 載《中國周邊外交學刊》2016年第1輯, 第9-23頁。 

  16 周方銀:《中國周邊環境與周邊外交的戰略選擇》, 載《當代世界》2016年第10期, 第10-13頁。 

  17 石源華、祁懷高:《未來十年中國周邊環境的新挑戰與周邊外交新戰略》, 載《中國周邊外交學刊》2015年第1輯, 第37頁。 

  18 封帥:《亞太安全架構的未來圖景——路徑差異與模式譜系》, 載《國際展望》2015年第4期, 第15-19頁。 

  19 Sun Ze,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Asia-Pacific Region:Can China Contribu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37, No.5/6 (2015) , pp.279-287. 

  20 T.J.Pempel, "Soft Balancing, Hedging, 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0, No.2 (May 2010) , pp.209-238. 

  21 張潔:《因勢而變——應對中國周邊外交的變化與挑戰》, 載《對外傳播》2012年第10期, 第34頁。 

  22 吳莼思:《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的轉型——內涵、趨勢及戰略應對》, 載《國際展望》2015年第2期, 第21-26頁。 

  23 張蘊嶺、任晶晶:《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報告 (2015-2016) 》, 載《中國周邊外交學刊》2016年第1輯, 第9-11頁。 

  24 戴軼塵:《中國周邊多重安全治理機制的優化策略探析》, 載《國際關系研究》2014年第5期, 第73頁。 

  25 劉躍進認為還應該加上人民安全, 總體安全實際上是12種安全, 其中傳統安全要素有7 個, 即國民安全、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資源安全;非傳統安全要素有5個, 即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和核安全。 

  26 閻學通:《以國家利益評估對外政策》, 載《國際政治科學》2016年第3期, 第1-3頁。 

  27 李少軍:《國家利益與中國的安全戰略選擇》, 載《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 第108頁。 

  28 李少軍:《國家利益與中國的安全戰略選擇》, 載《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 第108頁;王逸舟:《國家利益再思考》, 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第169-170頁;閻學通:《國家利益的判斷》, 載《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 第35-36頁;劉建飛:《論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關系》, 載《現代國際關系》2001年第7期, 第34頁。 

  29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

 http://www.fas.org/man/docs/nssrpref-1299.htm;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p.17,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files/amernatinter.pdf. 

  30 李少軍:《國家利益與中國的安全戰略選擇》, 載《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 第108頁。 

  3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 2011年9月。 

  32 朱鋒:《中國“核心利益”不宜擴大化》, 載《國際先驅導報》2011年1月10日, http://news.163.com/11/0110/11/6Q1JMU9500014AED.html#;韓旭東:《慎提國家核心利益》, 載《瞭望》2010年第30期, 第64頁。 

  33 李因才:《核心利益當提則提》, 載《廉政瞭望》2010年第10期, 第45頁。 

  34 王公龍:《國家核心利益及其界定》, 載《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 第67-77頁。 

  35 閻學通:《國家利益的判斷》, 載《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 第35-36頁。 

  36 Thomas Robinson, "National Interest, "in James N.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A Ree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Free Press, 1969, pp.184-185. 

  37 Donald Nuechterli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s:A Time for New approach, "

Orbis, Vol.23, No.l (Spring 1979) , pp.73-92. 

  38 Ronald Mitchell, Bradley Agle and Donna Wood, "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2, No.4 (October 1997) , pp.61-75. 

  39 劉躍進主編:《國家安全學》,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109頁。 

  40 劉躍進:《政治安全的含義及其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地位》, 載《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 第3頁。 

  41 《習近平:要把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特別是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新華社, 2017年1月12日, http://www.chinatodayclub.com/news/shishi/15876.html。 

  42 凌勝利:《中美亞太海權競爭的戰略分析》, 載《當代亞太》2015年第2期, 第61-81頁;Alan Dupont, "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119, May/June 2012, p.61。 

  43 張潔:《海上通道安全與中國的戰略支點構建——兼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安全考量》, 載《國際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 第100頁。 

  44 王生、凌勝利:《朝核問題解決的“雙軌制”新思路探討》, 載《東北亞論壇》2016年第3期, 第15頁。 

  45 Axel Berkofsky, "The European Union in Asian Security:Actor with a Punch or Distant Bystander?, "Asia-Pacific Review, Vol.21, No.2 (2014) , pp.61-85. 

  46 Christian Wirth, "'Power'and'Stability'in the China-Japan-South Korea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Pacific Review, Vol.28, No.4 (February 2015) , pp.553-575. 

  47 朱鋒:《中國周邊安全局勢:我們正在面臨什么樣的新變化?》, 載《當代世界》2016年第4期, 第10-12頁。 

  48 Rachel Baird, "Trans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Asian Maritime Environment:Responding to

 Maritime Pir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6, No.5 (November 2012) , pp.501-513. 

  49 李志斐:《中國周邊水資源安全關系之分析》, 載《國際安全研究》2015年第3期, 第114頁。 

  50 李志斐:《氣候變化與中國周邊地區水資源安全》, 載《國際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 第37頁。 

  51 高飛:《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淺析》, 載《科學社會主義》2015年第2期, 第12頁。 

  52 徐萍、趙青海:《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透析》, 載《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第2期, 第30-31頁。 

  53 穆智:《非傳統安全視域下的中緬跨界民族問題與應對策略》, 載《民族論壇》2015年第6期, 第49-51頁。 

  54 Sung Won Kim, "Human Security with an Asian Face?"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7, No.1 (Winter 2010) , pp.83-104. 

  55 戴軼塵:《中國周邊多重安全治理機制的優化策略探析》, 載《國際關系研究》2014年第5期, 第73頁。 

  56 孫建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載《國際問題研究》2015年第2期, 第7頁。 

  57 穆智:《非傳統安全視域下的中緬跨界民族問題與應對策略》, 載《民族論壇》2015年第6期, 第49-51頁。 

  58 楚樹龍、陶莎莎:《當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分析與對策研究》, 載《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11期, 第8-9頁。 

  59 趙匯、許曉麗:《“三維安全”優化中國周邊安全態勢的路徑分析》, 載《太平洋學報》2013年第10期, 第85頁。 

  60 方長平:《多邊主義與中國周邊安全戰略》, 載《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5期, 第47頁。 

  61 周士新:《中國安全外交與地區多邊機制》, 載《國際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 第90頁。 

  62 袁鵬:《關于新時期中國大周邊戰略的思考》, 載《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10期, 第32頁。 

  63 龐中英:《地區安全治理的未來:走向亞洲協調》, 載《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 第3-21頁。 

  64 李開盛:《機制協調與未來亞洲安全架構》, 載《國際展望》2015年第4期, 第1頁。 

  65 Sun Ze,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Asia-Pacific Region:Can China Contribu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37, No.5/6 (2015) , pp.279-287. 

  66 陳小鼎:《區域公共產品與中國周邊外交新理念的戰略內涵》, 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8期, 第37頁。 

  67 雷建鋒:《中國的中亞地區主義:一種治理型周邊戰略的建構》, 載《遼寧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5期, 第170頁。 

  68 祁懷高:《“一帶一路”對中國周邊外交與亞洲發展的影響》, 載《中國周邊外交學刊》2015年第2輯, 第70頁;石源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周邊外交的歷史性新進展》, 載《中國周邊外交學刊》2016年第1輯, 第25頁。 

  69 朱鋒:《中國周邊安全局勢:我們正在面臨什么樣的新變化?》, 載《當代世界》2016年第4期, 第14-15頁。 

  70 周方銀:《周邊環境走向與中國的周邊戰略選擇》, 載《外交評論》2014年第1期, 第36 -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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